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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乾隆皇帝这个说法的潜台词，我一直深怀疑虑。原因是，我始终认为，在帝国历史上，一切跌宕起伏下面，最强有力的那根杠杆是皇帝的素质与能力。在极大的程度上，这个因素甚至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在政治上，这才是我们民族真正的不幸。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所谓“中兴”现象，就不是孤证：

——汉武帝后期，这位在历史学家和无聊文人口中雄才大略的皇帝，把国家折腾得国敝民穷、“盗贼蜂起”，社会极度动荡。紧接着下来，就实现了“昭宣中兴”，汉宣帝刘询也成了历史上口碑很不错的一位皇帝。

——宋高宗赵构因为用秦桧、杀岳飞、对金媾和，被后来的人们骂得体无完肤。孰不知，他是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和几乎是一片废墟之上，开创了南宋一百五十多年的基业。由此，才被当时的人们颂为“中兴之主”。我国历史上，欲求苟安一隅而不可得的事例太多了。

——明成祖朱棣也被称为“雄才大略”。在他的好大喜功、恣肆暴虐之下，大明王朝的国民经济差点走向崩溃的边缘，各地暴动不断。以至于他的子孙两代皇帝要拼命收缩，连郑和的所有航海资料都要烧掉，害怕后来者继续这种“壮举”；居然也在十年之间，形成了“洪宣之治”。

——张居正在皇太后与万历皇帝的倾心委倚下，也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实现大明朝的中兴，这也是人们较能接受的一种说法。须知，张居正接手的也差不多是个烂摊子。

——甚至就在慈禧老太太秉政之初，在恭亲王和曾、左、李、胡辈的齐心协力下，也曾经有过一个应该算是很不错的“同光中兴”。

上述事例至少说明，中国历史常常围绕着最高权力人格化的综合素质发生变化。再说一遍：这才是中国人的最大不幸！

因此，一些在历史上特别喜欢用“规律”、“必然”之类全称判断的说法，特别令人感到可疑。

事实上，如果把崇祯皇帝和朱元璋做一下比较的话，崇祯皇帝实在不仅仅是太嫩了。在排除了善恶之类判断之后，如果说朱元璋的综合素质达到了教授级高级政工师的话，崇祯皇帝可能连小学毕业的水平都达不到。他的综合素质中的缺陷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因此，窃以为，大明王朝亡在他的手里，真正叫一个——气数。

刘：仔细审视，明太祖开创了一个权力分散格局，这假不了，但权力的集中也是真。分散权力的设计，真为的是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么？防范之需也。集中才是根本。集中，便生出后世的诸多祸患，此为历朝之通病，非有明一代独有。但明代的集中，过于离谱，乃至撤中书，罢宰相，遇到弱君执政时，内廷势力膨胀，宦官弄权，或外廷（内阁）做大，其首辅权力甚至大于宰相，披着党派外衣的谋权者争权，几无可免也，以晚明尤甚。而当遇到有为的君主，专权自用，几成惯例，到头来还是躲不过一塌糊涂之结局。姜德成在他的《徐阶与嘉隆政治》中总结了一条线索，即，明初的洪永政治——无丞相的皇帝专权，嘉隆政治——内阁专权，到了明末政治——党争不断。再加上此前我们已讨论的有明一代政治的宦官因素，在朱元璋的设计中，这严丝合缝的死保政权千万代的措施，怎么就弄成了后来的样子？我也觉得，书中对此有省略。你是否愿意借此机会就此多说几句，以平息一类读者对作品的疑虑？

李：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间接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在此，我愿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专制主义的最大特点是轻视人，不拿人当人。这的确是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最本质特征之一。

在历朝历代的制度设计中，人性的因素可能是最少被考虑到的。即便有所考虑，也是透过儒家思想和帝制传统结合后高度扭曲的人性；从而渗透了对治下人民的深切蔑视。因此，那些制度设计中，对于皇家之“私”的考虑远远超过了对于天下之“公”的顾及。明代皇帝尤其如此。这样的制度设计与建设看似严密，其实漏洞百出，国家、社会、人民要为此付出极为高昂的成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我特别厌恶钱穆谈到中国没有皇帝说过“朕即国家”这句混账话时的津津乐道；在他看来，这种情形表明了中国帝制政治传统中悠久的“自由”、“平等”和天下为公。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何种肚肠。我只知道，就我的读史体验，中国数千年的帝国政治史，根本就是一部朕即国家史。因此，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那所有疯狂与残暴。

扭曲的人性也是人性的一种，它不可能不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