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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七大恨”（1）

天命三年（1618；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发军征明，十五日攻下抚顺。

“七大恨”是明满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标志。“七大恨”的具体内容，在明满双方都有记载。四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书七大恨之言”，遣四名被俘汉人持书，进呈明帝求和。《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载：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建酋差部夷章台等，执夷箭印文，送进掳去汉人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士四名进关，声言求和。传来申奏一纸，自称为建国，内有七宗恼恨等语，言朝廷无故杀其祖、父；背盟发兵出关，以护北关；阳、清河汉人，出边打矿打猎，杀其夷人；又助北关，将二十年前定的女儿，改嫁西虏；三岔、柴河、抚安诸夷，邻边住牧，不容收禾；过听北关之言，道他不是；又南关被他得了，反助南关，逼说退还，后被北关抢去。及求南朝官一员、通官一员往他地，好信实赴贡罢兵，等语。

《满文老档·太祖》卷六载：

四月十三日，壬寅，巳时，八固山十万兵征明国，作书告天曰：　吾父、吾祖，于明帝边境，不折其草，不扰其土，而彼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吾父、祖，此一恨也。虽杀我父、祖，吾仍欲修好，曾勒誓于碑曰：　无论尼堪、女真，若越帝境，见之即杀，若见而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如此誓言，明国背之，遣兵出边，护卫叶赫，此二恨也。自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明国人出边，入女真之地侵夺，我以誓言杀其出边之人，彼不顾前誓，责我擅杀，拘我往广宁叩谒之使者刚古里、方吉纳，系以铁索，挟令吾献十人于边上杀之，此三恨也。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致使吾已聘之女转嫁蒙古，此四恨也。将吾数代看守帝边居于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之女真所种田谷，不容收获，遣兵逐之，此五恨也。听取边外天谴之叶赫所言，备书恶言，遣人对吾施以种种侮辱，此六恨也。哈达助叶赫，两次来兵侵吾，吾报之往征，天将哈达赐吾，而天赐之后，明帝又助哈达，挟令吾必送还原处，叶赫将吾所遗之哈达掳掠数次。夫天下各国互相征伐，天谴之人败而亡，天是之人胜而存，岂有使死于锋刃者更生既得之俘获复还之理乎！……先因呼伦部会兵侵吾，吾始兴兵，天谴呼伦而祐我。明国助天罪之叶赫，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判断，此七恨也。明国对吾欺凌羞辱甚多，实难忍受，故以此七大恨兴兵。祝毕拜天焚表。

《明神宗实录》和《满文老档》，对“七大恨”的载述，虽然详略不一，用词、语气有所差异，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可以作为评论的依据。首先，对这七恨，需要做些核实工作，看看哪些是真恨，哪些并不能称之为恨。

努尔哈赤所说第一恨，杀其父、祖，这既是事实，但又不完全准确。觉昌安、塔克世确是死于明兵之手，但一系“误杀”，是战乱之中误杀，不是蓄意杀害。二则是明军为惩掠边“夷首”阿台，因而出边，攻打古勒城，并非“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父、祖。三则事后明臣即承认是误杀，送还遗尸，给予敕书三十道，使努尔哈赤承袭祖职，为都指挥，后又以其父祖有“殉国忠”，晋为都督佥事，“长东夷”，蒙受“殊恩”，这也可算是弥补其过之举。

第二恨为明朝违誓出边，“护卫叶赫”，这一恨有些强词夺理，难以成立。建州与明辽东守臣立碑刻誓，仅仅是指双方不要越界，以免因采参伐木引起争端，并不是规定明兵不能逾越边境一步，不能出边。须知，努尔哈赤管辖的建州地区，也是“天皇帝”的辖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女真各卫都督、都指挥，皆系明帝臣仆，其地皆为国土，明廷当然可以派兵进入女真地区，调解纠纷，惩治违法之人。而且，明朝为什么要出兵边外，援助叶赫？这一点，努尔哈赤自己是很清楚的。他在万历十九年（1591）斥责叶赫纳林布禄贝勒逼其投降献地时说： 昔我父被大明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送还尸首，坐受左都督敕书，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每年给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汝父亦被大明所杀，其尸骸汝得收取否？《武皇帝实录》卷一。

努尔哈赤列举七年前纳林布禄之父仰加奴，伯父卿家奴被明总兵官李成梁斩杀之事，对比自己父、祖“误杀”后的“厚待”，来羞辱叶赫，这些固然是事实，但由此不是更清楚地表明，明朝政府并不是存心褊袒叶赫亏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