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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饷不继，守具缺乏，自然更加剧了将官的怯战情绪。他们逗留不前，战守不力，畏敌如虎，一战即溃。就连熊廷弼推崇为大将的甘肃总兵官李怀信，虽然久经沙场，屡立军功，史称“勇敢有谋”，“威名著河西”，然当其被委任为援剿总兵官，率师赴辽时，尽管经略连上奏疏，特地奏请皇上命李急行出关，帝令立即赴援，“兵部马上差人守催”，限于九月初八日出关，十二日抵辽阳，可是，限期已过，李怀信却仍然安坐甘肃，且投文兵科，要钱要马要兵，寸步未行，究其内心，“不过惮于援辽，另寻枝节”而已。号称勇将、大将之人，尚且如此，其他将官之贪生怕死临阵溃逃，更是不言而喻了。

其三，士气不振，人心惶惶，军民思逃。萨尔浒之战，十万大军数日尽没，开原坚城，顷刻覆灭，在心理上给予辽东军民沉重打击，兼之旧经略杨镐昏庸笨拙，束手无策，领兵将官畏敌如虎，使得辽民心惊胆战，昼夜不安，一有风声鹤唳，便仓皇逃散。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末，开原刚一失陷，中固、铁岭、懿路、汛河数城，“妇女老幼，空国而逃”，永奠、新奠、大奠、阳、孤山、抚安、柴河等数十堡，不战自弃，“沈阳之民又逃，军亦逃矣”。七月初一，大学士方从哲根据辽东经略、监军的题本，上奏说：“铁岭、沈阳人民，逃窜几空，辽阳之危，只在旦夕。”《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四。赞画刘国缙费了很多心血，好不容易招募了新兵一万七千四百余名，分发镇江、宽奠、阳、清河等处防守，十二月，清河之兵，“陆续尽逃”，镇江、宽奠、阳，“亦有尽队而逃者”，总共只剩下三千余名老弱残兵。

由于以上原因，六月开原失守，七月铁岭被占，八月二十二日叶赫灭亡，辽阳、沈阳真是危如累卵，朝不保夕，这一点，在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大学士方从哲等人的奏疏中，讲得非常清楚。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长疏，极言“辽左大势久去，战守已无可支，备陈兵马军民器械将领不堪战守之状，以祈省览”。吏部等衙门尚书赵焕等，以“奴酋攻陷北关，经臣极言辽沈危急之形，无将无兵无马无器械，军民离心，不能战守，倘奴乘胜长驱，必薄都城之下”，“无限忧惶”，因而会合“大小衙门官员”，诣文华门，“直陈辽左垂亡，京师立蹙”，恳乞神宗临朝。

第一节 辽沈之战（2）

大学士方从哲，虽然平时一向庸碌因循，顺从帝意，也因形势险恶，特上《辽左溃散人心离散疏》，奏称：

昨晚接经略熊廷弼揭，极言辽左溃散之形，人心离散之状。……夫国家所恃以捍御寇贼保守边疆者，全在人心，人心不固，即金城汤池，甲士如林，刍粟如山，亦不能守。况该镇丧败之后，盔甲器械马匹，件件不备，火器全无，虽有几万伤残之卒续到赴援之兵，然皆露顶赤身，空拳徒步，以此当大敌御强虏，岂有幸乎。以是，上自将领，下及军民，无一人不为逃走计，无一念无一刻不为逃走计，目前若此，猝遇贼兵临近仓皇急迫之秋，岂经略一人所能整齐而约束者哉。今日辽阳之势，真累卵不足喻其危，山海蓟门之患，真剥肤不足喻其急。……廷弼自以势不可为，力不能支，请皇上早作区处，其情亦甚迫矣。……《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六。

正因为辽沈危在旦夕，难御后金，熊廷弼苦心思索，找不到救急良策，无可奈何，于九月初提出了放弃沈阳，专守辽阳的建议，上奏朝廷说：“自奴陷北关以来，人心逾溃，沈阳空垒，独力难支。据道臣韩原善、阎鸣泰及该城官生人等，咸欲归并辽阳，还兵自保，揆之人情事势，实不得不然。退缩自固，羞愤何言，倘邀皇上之灵，守得辽阳，俟明春二三月间，大兵厚集，再图恢复。”《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六。

这个方案，并不可取，辽阳离沈阳只有一百二十里，后金军进入空城沈阳之后，一天即可包围辽阳，几万残兵败将，怎能抵御八旗劲旅，这一计策，实属下策，可谓无策，但既然缺兵少将，就只有走这条绝路了。

综上所述，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取开原、八月灭叶赫以后的几个月，是后金军夺取沈阳、辽阳进驻辽东的最好时间，不需要花费多大力气，就可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努尔哈赤并未挥师西征，而是安坐建州，按兵不动，错过了轻取辽东的良机，一年半以后，只是在率军猛攻、伤亡累累的情况下，才将沈阳、辽阳打下，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重大代价。

二、　挥军猛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军机兵情瞬息万变，努尔哈赤本来可以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