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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每年太仓岁入银才四百余万两，加上“辽饷”加派五百二十万两，也不到一千万，而熊廷弼要调兵三十万，年需兵饷一千二百万两，从何而出？明臣多因饷费兵冗苦累全国而担心，纷上奏疏。御史徐景濂奏称：“如兵必满三十万，饷必盈千余万，而后大举，几阅春秋，恐点铁无术，饥寒溃敌，更可寒心。”《明熹宗实录》卷十四。刑科右给事中孙杰疏言：“且往年兵议十八万，饷议七百万，尚苦不凑，今兵需三十万，饷需一千二百万，恐竭中国财力不足供也。”《明熹宗实录》卷十六。

庞大的军费，怎样筹办？天启元年九月，署户部事左侍郎臧尔劝，奏上理财疏，提出十项建议，主要是从皇帝、王公贵族及军民身上打主意，要将年供内库的金花银一百万余两，拿出一半，解充辽饷，要叫岁禄八千石以上的亲王、岁禄六千石以上的郡王，将其超过的禄米捐助辽饷，要增加崇文门、北新关等所收税银等。这直接损害了帝王的私人利益，熹宗当然不会采纳，结果困境无法摆脱。

军饷浩繁，民力难支，广征兵士，亦祸害无穷，四川、贵州相继发生征兵激变之事。天启元年七月，科臣明世举捧檄起土司兵援辽，“诛索无厌”。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令土目带兵一万，诣重庆点阅，巡抚徐可求置之不理，谩言兵少，土兵伺候月余，“汹汹思乱”，而可求却滥施淫威，杖责头目，并欲“尽黥土兵之面，以别记验”，土兵忍无可忍，杀巡抚、道臣、知府、推官及总兵、参将一百五十余员，奢崇明随即兴兵，踞重庆，围成都，“川东、川西、川南四十九州县望风瓦解”。

第二节 西征广宁（6）

十二月，内阁首辅叶向高，以熊经略主守，反对速战，力言必集兵三十万，才能进军，致书廷弼，十分忧虑地说：“承教，辽事未可战，自是确论。然须当讲求三十万兵，势必不能集，海内坐此，骚动已极，若征调不止，其祸变恐不但蜀中，即使保得广宁，复得辽阳，而天下事亦已去矣。”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六。果然，第二年二月，水西土同知安邦彦起事于贵州（延续了十七年）；五月，白莲教徐鸿儒举义旗于山东，各地兵变频仍。不久，又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明廷即将崩溃衰亡，叶向高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确有真才实学，熟知敌情，善于用兵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所上主守的正确方针，得不到朝廷的赞同，反因直言得罪了言官及兵部尚书张鹤鸣，失宠于明廷，被排挤，缺兵少将，一筹莫展，而夸夸其谈，巧言诡辩，腹中空空，不知用兵为何物的王化贞，却以速战速胜论，骗取了明廷的信任，独掌辽东军务大权，终于导致广宁失守。这场“经抚不和”之争，以及王化贞的得势，熊廷弼的闲置，最集中、最有力地表明了，明王朝确是腐朽万分，不能挽救辽东危局，无法抵挡金兵的进攻了。

三、　轻取广宁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统八旗劲旅，西征广宁，二十日，围西平，二十一日取西平，大败明军于平阳桥，二十四日入广宁，明金第三次大战又以明朝惨败而结束。

明、清官员、史臣，以及近人论著，多认为此次明朝的失败，是由于“经抚不和”，此说虽然不无道理，但并未抓住实质问题，没有找出关键因素。经、抚不合，熊、王二人及其同僚好友，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彼此舌战笔战，争输赢，定是非，比高低，互相攻击，固然对用兵有些影响，但并不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总观当时战局，熊廷弼已失去主管辽东的大权，一切以王化贞之意为进止。王掌握了用兵之权，甚至在广宁失守前夕，明廷已决定升王为经略，让他名正言顺地独主辽东。因此，广宁之战，经略熊廷弼已不能过问军事，纯由巡抚王化贞主管，实际上是王化贞与努尔哈赤交战，是对王的战略、战术及其指挥才能的严峻考验。战争的结果证明，这个自命不凡的王化贞，虽被明廷吹捧为不畏强敌的大丈夫，独守孤城保全河西的大豪杰，力挽狂澜誓死报国的大忠臣，原来却是一个不懂兵法的门外汉，大言不惭哗众取宠的骗子，游手好闲不理军务的懒人，并且还是一个胆小如鼠见敌即溃的逃将，他的错误用兵方针和拙劣的领导才能，正是直接造成明军惨败的根本因素。

辽东巡按、监军御史方震儒，在战后上奏说，明兵之败，是因撤广宁、镇武之兵，调往西平，与金兵交战，使得广宁空虚，人心汹汹，河西失守。此说亦难成立。王化贞本来一向主张进击，不重防守，但几次出兵浪战，皆未成功。大战之前，军情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