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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贾慢慢地苏醒了过来，办事处一个干事进来问他：“这伙学生为啥打你呢？”老贾揩着鼻上的血，什么也没有说。老贾在这个位子上干了多年，得罪的人一定不少，他虽然说不清具体的事情，却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

大舅出了老贾的办公室，见孙喜凤在大门外张望。“站住！”他大喊一声，孙喜凤扭头就跑，她老汉的三轮车在巷口停着，她上去就踢了他一脚：“快蹬，反革命要打我呢！”她老汉弓着身子就蹬起来，大舅出来时，孙喜凤已无影无踪。

没有追上孙喜凤大舅有点懊丧。回到家他对我说：“来，你给我研墨。”我趴在桌上研墨，他拿来几张纸铺在桌上，铺平后，用毛笔蘸了蘸墨汁就写了起来。孙喜凤的破事也就那么多，当过日本人的姘头，最后到了梆子井，可大舅却洋洋洒洒写了五张多。写好后，他把大字报夹在腋下说：“走，拿到巷口贴去！”于是我提着浆糊桶跟在后面。到了巷口竟无处可贴——所有的墙上都写着标语。最后，大舅相中了办事处临街的一面墙：“就贴到这儿！”墙的中央也用红漆写着：“战无不胜的*思想万岁！”大舅在它的上方刷开了浆糊……

没过两天，标语下方也出现了几张大字报。说奶奶家当年是多么有钱，店里有多少相公娃，家里有多少丫环；奶奶又是怎么地对相公娃不好，把丫环的眼睛戳瞎等等，其内容与批斗奶奶时说得也差不多。但这绝不是孙喜凤写的，孙喜凤一个大字不识，只会骂大街；张凤莲呢，连一段“语录”都背不下来，所以，很有可能出自张晓文的手笔？张晓文已经很久不到我家来了，对这一点我也有点奇怪：“大舅，你一回来，红卫兵咋就不来了？”“他来了我就收拾，他敢来！”大舅今年二十七八，身材中等，人显得很精干，在学校人称“浪子燕青”。据说，他这次出来是同学们千里迢迢赶到农场把他接出来的。他们需要他，他一回来，那些走资派就没有好日子过，而他对革命的理解也就是报复：“毛主席为啥让造当权派的反呢，就是这伙人原先在位的时候，迫害群众，干了不少坏事！就象我，工农子弟，单位保送上的大学，可说我是投敌叛国，你不开除我，我跑到北京干什么？唉，毛主席还是英明，就知道这一伙不是好东西！”“你在学校打人了吧？”奶奶一问，大舅不说了。“你可不敢打人。咱有理说理，打人总是不对的。”“打人现在就没事！”大舅说道。

过了两天，巷口又出现了几张大字报。这回说的全是张凤莲的事情，而且还是章回小说的形式。第一回：贫家女误入窑子院，老嫖客偷摘迎春花。第二回：疯癫洞情结风liu僧，修房子偶遇张害怕……这无疑不是大舅的手笔，而且也偏离了斗争的轨道，但这却正是梆子井本来的面貌！

人们围得水泄不通，个个看得津津有味。“都趔开，趔开！”大娃子拿个苕帚挤进了人群：“狗日的，谁贴的？我让你们看！”他三下五除二就把大字报扫了个精光。很快，张凤莲也来了：“这是谁贴的吗，咋连个名字也不敢留呢？”没有人回答她。

梆子井的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那些老户一个也没有走，张子道还是每天去茶馆喝茶，邵主任见了人还是哈哈一笑，张风莲和李翠仙还住在她们那坐东向西的房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变。但是抄家时也发生了一件异事，都说在张子道的家里抄出来一件东西，不是金砖、不是金条，究竟是什么，张子道不说，人们也不好去问。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就有人说，这件东西和毛主席还有关！这就更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张子道爱到茶馆来，大家就撺掇着毛老三问：“你问他，他总说呢。”毛老三推脱不过就坐到了张子道面前：“到底是个啥吗？你给我说一下，让我也见识见识。”“也没啥。”张子道啜口茶说：“就是几个字。”“几个字！”众人张大了嘴巴。“几个啥字吗？”毛老三给张子道又添了点茶。“唉，这说起来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几十年前的事才好听呢，你慢慢说，甭着急。”于是张子道娓娓道来……

张子道，一九零零年生人。十八岁那年他考入了燕京大学。当时的中国就像一艘破船在大海里漂泊，凡是有志青年都关注着它的命运，张子道也一样，四处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的知识界也满足了这种需要，各种各样的主义满天飞，有本国的，也有舶来的：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乌托邦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等等，那可真是个主义的年代！学校的图书馆是他和同学们常去的地方。有一天，图书馆新来了一个助理员，有二十五六岁，身着长袍，象一个乡下人。他分管着十几种中外杂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