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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最好，就要精打细算。

杨澜在美国编辑片子的时候，第一天编了10个小时，节目完成了约15分钟，机房费却花了2000美元。杨澜一算，吓了一跳，这样下去，一定会严重超出预算的。于是赶紧请教有关人士，才知道美国的工作方法是把所有的素材带都翻到家庭录像带上，由编导带回家反复研究之后，在纸上写出编辑顺序，其中所标的时码要精确到秒，随后拿着这份书面编辑稿进机房，以节省机房用时。知道了这点以后，杨澜做起片子来就快了很多。

虽然杨澜知道了应该这样或者那样的来节约资金，但这毕竟是杨澜的第一次，有不少问题在事先还是没有考虑周全，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两地制作上。

在分工上，杨澜负责前期串联词的拍摄、粗编，后期的制作由滕导在上海负责合成。由于中、美两国采用不同的电视制式（中国为PAL制，美国为NTSC制），所有在美国拍摄的素材一经转制，色彩、清晰度都会受到不少影响（虽然杨澜选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数字式转制机，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录像带即便是完全依靠国际特快专递来运送，一去一回总要两三周的时间。这样一来，后期编辑时间就显得十分紧张，特别是全国50多家省市电视台也在播《杨澜视线》，为保证播出，还要把国内邮寄录像带的时间考虑在内。结果，杨澜失去了录旁白的可能，亏得滕导经验丰富，才勉强用各种特技和字幕把各段串联词和电影素材编在一起。但这毕竟是亡羊补牢，从专业角度来看，节目的完整性与深度都受到很大影响。这点在杨澜以后的节目制作里，都被提前考虑了进去，对于杨澜的电视生涯来说，可以用“吃一堑，长一智”来概括了。

在交过了这样的“学费”以后，《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和制作就变得顺利起来。1996年5月底，滕导率东方电视台摄制组赴美，直接用PAL制录像，省去转制的图像损耗；那时候杨澜已经毕业走出了校门，可以全副精力地投入工作；滕导亲自担任摄像（他本人是摄像师出身），对镜头的捕捉和把握更到位，而后期编辑薄古参加了前期拍摄的全过程，对素材的内容及顺序更加心中有数。

而对于杨澜来说，第二阶段的工作更有挑战性。这时的节目内容由影视评论转向社会现实题材，如治安、戒毒、减肥等等，这就要求杨澜更多的是以记者的身份出现。查阅资料、拟定节目的结构、直接用英语采访、并亲自撰稿，工作量比前一阶段增加了好几倍。不过，两年多来杨澜在纽约学的就是这些，现在有了用武之地，让杨澜感觉心里很痛快。她在电视制作里体会到了乐趣。

随后《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分别刊登了对杨澜的采访。由于这两份报纸和杂志在美国颇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所以《杨澜视线》在以后的拍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特权”。比如，闻名于世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历来只允许美国电视台进入，而且只许拍新闻，不许逗留。而经过事先协商，他们破例允许给《杨澜视线》剧组两个小时的拍摄时间。

第一次做制片人（2）

这两个小时，对于节目的制作来说，却是只少不多的两个小时，所以时间仍显紧迫——仅仅是在博物馆楼上楼下走上一圈，两个小时也不够啊。于是剧组决定事先作为一般参观者，先进去“踩点”。这一“踩点”就是一天。酷爱艺术的滕导和灯光师朱文琪在一幅幅世界名画前流连忘返，大呼进行了一次艺术上的“暴饮暴食”。这样“饱餐”一顿后，大家再坐下来细细“消化”，结果一致认为：两个小时的时间太紧张，只有舍“面”保“点”，重点放在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最丰富的欧洲绘画馆及埃及馆，并确定了主要作品及艺术家。当夜，杨澜翻出所有手头的中英文资料，写下了近20段串联词。

第二天的拍摄简直就是拼抢。不等陪同剧组的馆内公关部小姐多说什么，大家就一马当先，按预定计划开始录像。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代，从伦勃朗到米勒、梵高，每个镜头都非常明确，介绍的内容也相当准确，使馆内特别派来的中文解说员大感无用武之地，连说：“你们都知道了？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全组人马的高效配合也使公关经理大为感叹：“你们的每个镜头基本上拍第一遍就成功。我曾接待过美国国内的电视摄制组，他们的名牌主持人每段串联词都要录10遍左右才能说对，我在一旁都能把他们的词背下来了。”

但即使如此，两个小时也是转眼就用完了。埃及馆还没有拍呢。这时，大家只有露出最灿烂、最真诚的微笑，恳求公关经理让剧组再多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