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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这似乎是一封遗书，准备至死不改。第四，随着瑞纳、宋子文及至宋美龄等人来陕做工作，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有变化，答应了让他回京后，条件可以接受，蒋介石的话是这样说的：“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这本《西安半月记》的字数不多，仅一万多言，但字字充满了对西安事变历史真相的歪曲与对张、杨的仇恨，句句吹嘘他的所谓“坚贞不屈”与对张、杨的“不让步”，处处攻击事变会将历史拉向后退。这本书唯一可取的，是把每一天的活动记下来了，而活动的内容则完全按照蒋介石的立场与观点，加以杜撰。

与《西安半月记》相匹配的是宋美龄搞了一本《西安事变回忆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不让这本《回忆录》出版，但又无奈，最终还是让它出版。同《半月记》相比，这本《回忆录》就可以作为历史的参考。书中明显的有几个比较符合当时历史面貌的观点：第一，关于事变的性质，宋美龄认为：“余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关键也。”她进而分析说：“西安事变之经过，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积于其间。”所以对这样一个事件，要做到有正确的看法，宋美龄说：“今欲事后回溯，表现其准确明了之事实，固非易事；苟勉为之，首应排除个人之情感，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方面同时活跃之经过，方能窥得其真相之全豹。”第二，关于南京政府要采取的措施，宋美龄认为：“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虑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宋美龄觉得对这个事变的解决办法应是：“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第三，关于亊变的具体解决，宋美龄一一记下了她的活动：“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派端纳赴陕，托带手书私信给蒋介石，“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另又手书一信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在南京大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使人们相信“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为国家计，不得不呼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其安全也”；要黄埔出来的将领“于未明亊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派宋子文赴陕，实为打前站、探路，“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最后宋美龄亲自出动，其心情是“一星期来，今日独异常晴朗”，见蒋后一再劝蒋介石“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矣”，告诉蒋介石“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第四，关于同中共的接触。宋美龄先说一段：“我等此次到陕，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诉，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然我辈不能健忘彼等过去残酷之行动，今虽一时沉默，仍未减其威胁之危险性。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弃其昔日之政策与行动，然我亦不愿信此无稽之谈也。”又说她同“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即周恩来）“长谈二小时”，她对周恩来的谈话“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第二天又交谈，宋美龄在攻击了一番中国共产党之后，还是提出所谓：“国难如今日，民族运动者如为真正之爱国者，应即放弃其不能实行之政策，各尽其在中央领导之下诚意协作之任务。”这本《西安事变回忆录》比《西安半月记》多了1000多字，是一口气叙述下去的，许多文字比较符合历史面貌，而立场、观点仍同蒋介石一样，她借张学良的口，称事变为“劫持领袖之错误”，把蒋介石的作用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样的，把她自己在解决事变中的作用竭力地加以表露。更有甚者，把她与蒋介石的释放，吹为“中国全民众解放之基，实亦肇于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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