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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长的过道拐了几个弯，前面就是茶室，我们就站在工作间高大的双翼门前。侍从海因茨·林格先敲过门，推开，说：“我的元首，柏林的女士们已在等候。”

我们走入这个大房间，就站在书桌前。希特勒微笑着走近我们，缓缓举起手来，向我们致礼，然后与每个人握手。他的声音又低沉，又丰满，他逐一问我们，叫什么名字，家乡在哪儿。

我是最后一个回答的，也是惟一的慕尼黑人。他继而问我的年龄，再次泛起微笑，目光在我们身上扫过——他那种著名的检阅的目光，又举起手来致意。我们就这么退回去了，连那句“嗨，希特勒！”都没来得及说。

出来之后，那股紧张和兴奋的劲头儿烟消云散，大家开始吱吱喳喳地嚼起舌头来，谈论希特勒握手的方式啦，他摄人心魄的眼神啦，他的身材啦等细枝末节，在这么一场意义非凡的会面中，一切细枝末节也都意义非凡。

任务完成得如此圆满，博尔曼得意洋洋，还带我们到几步之外一家部队俱乐部，送我们每人一杯子香槟酒，以示庆祝。

士兵和军官无不为我们的到来而雀跃。因为太兴奋，所以愈发饿起来了，我们吃了好些加料的面包。最后，博尔曼送我们回专车。

第二天一早，传令兵就起身去接旨，看希特勒看中了我们中的哪一位。我们猜测，他的选择标准，准是我们的外貌。到第二天博尔曼向我们解释原委的时候，我们都很不好意思，原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还得等着参加一场听写测验。元首专车的工作人员，来自禁区的访客，偶尔还来车厢看看，他们放出口风，就女性风姿而言，我有极大的可能性，成为希特勒的女秘书。一来，希特勒对慕尼黑和慕尼黑人抱有强烈好感，二来，我长得很像埃娃·布劳恩。然而，我又是一个实打实的“逢考必输”的典型，所以，对即将到来的听写测验，我倒也没抱什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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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1（5）

那阵子，我们还按照原先的分配呆着，好几个星期，希特勒什么时候会举行听写测验，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能等待，直到他能腾出一个适宜口授的日子为止。闲着也是闲着，我们有时也去帮帮那两位老秘书干点活儿，比方说，整理圣诞礼物和圣诞礼金的发放名单。我们也在空地上堆雪人，次日总让元首指挥部的卫兵毁掉，因为他们认为，这里是何等所在，堆个雪人实在太不严肃了。对我们打雪仗，他们也是一肚子气。

雪仗打罢，我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取暖，头发湿漉漉的。就在这一刻，那扭转我一生的号角，吹响了。

我跟同伴，一位金发女郎，听元首副官安排，参加听写测验。又一次，同样的兴奋，同一条路，通向元首指挥部。

我像一只献作祭礼的小羊羔。一旦出了什么错误，伯辰女士会出手相助。等了几分钟，又一次由林格领到工作间内，听希特勒的指示。这一回，我身后的门锁上了，我与希特勒单独相处。

我发现，他戴上了眼镜。眼镜款式老土，镍框的廉价货色——当然也有可能，那其实是白金镜架，不过无论如何，算不得好看。

他又一次向我伸出手来，让我坐到打字机旁，紧挨着他的写字桌。我揭开打字机盖子，卷纸，他柔声细语，像哄着一个小孩子那样，说：“您不必太紧张，我口语中的错误，一定比您记录中的错误多得多呢！”

我向他保证，我会尽量放松下来，可惜我的手不住地颤抖着，揭穿了我的谎话。当他说出第一个句子时，我的手指完全不听使唤了，连一个单字都没记准。

我满怀惊恐地看着打出来的这一行字，那就像一行中文字一样，一个字都不认识。我努力努力要让自己集中精神跟上他的思路，让自己的手指镇静一点儿。

这时候，门敲响了，侍从进来，报上赫韦尔的名字——那是希特勒与里宾特洛甫之间的新闻官。赫韦尔跟希特勒还没讲几句，就让里宾特洛甫的电话给打断了。我亲眼看着，希特勒自自在在，打起电话来一点都不拿腔作势，谈起我从前的上司，他谦和地称呼人家为米勒先生或舒尔茨先生，我慢慢平静下来。接下来的听写，我打得又快又好，没再碰上什么困难。只是，那份口述的内容，我那天一无所知。我想，大概那是一封感谢信，永远都不会公开的。

打完字，我把信纸折起来交给元首。

那会儿我还不晓得，我本该加宽行距，好让元首容易修改。告辞时，他坐在写字桌旁，再三说，我写得很好。

我轻轻松松步出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