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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胃口向来不错，不过现在可一点都不饿。我跳起来，跑到隔壁沃尔夫女士那儿问她是否也获邀了。她说，她也去，还告诉我，旅途中领袖喜欢与几位女士先生一起进餐。当然，我不免担心着装问题，便问，您在这种场合一般怎么穿呢。我的行囊里几乎全是便装、毛线衫和套装。她安慰我道，别担心，不必专门换什么衣服了，这即无伤大雅。

我回到自己的单间，洗手，匆匆给鼻子扑了点粉，上点胭脂，好让别人不要察觉我因为过分紧张而苍白的脸色，然后快步跟上两位同事，沃尔夫女士和施罗德女士，向元首的车厢走去。［…］这一刻，我又天真又羞怯，不免双膝发软，走过长长的过道，去赴生平第一桌国宴。

一张六人餐桌已在元首的沙龙车厢摆开。希特勒自己还没来。我看着桌面的陈设，心安理得：没什么特别的嘛，没有我不认识的餐具。我知道希特勒是素食者，想着是不是其他人也不能吃肉了呢。我刚刚想问施罗德女士，其他客人就进来了。莫雷尔教授，他刚刚走到门廊，也真难为了。每一节车厢的门，包括元首的特种车厢，都只为普通身型的人设计，那么一个胖子也要钻进门来，可就不大容易了，我真担心那门框都要被他撑裂了。希特勒这位内科医生，我从前只是远远见过，这下子才发现原来他那么胖。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2（9）

新闻官赫韦尔紧随而入，他也不算瘦，好在够高，身材比例恰恰好。赫韦尔不拘礼节，我也因而从拘谨中解放出来。他讲了好多林兰德的故事，调亮灯光，他说，我们总得看清楚吃下去的是什么吧。后来，他又打趣说，如果希特勒还不来开饭，他就要吃自己随身带着的三明治了。

我们都站在桌子外围的狭小空间内。太窄了，侍从只好挪到椅子后面开路。我正要问施罗德女士自己应落座何处，希特勒和绍布、博尔曼进来了。他向先生们打招呼，但只与我们几位女士握手，请我们坐下。他坐在桌子狭窄的一头，沃尔夫女士在右手边，施罗德女士在左手边，然后依次是赫韦尔、我和博尔曼，莫雷尔陪末座——也难为他了——正对面是绍布。

一切都那么简单，那么随意。侍从和林格随即上菜。林格给元首送上奶油土豆和煎鸡蛋，碟子边放一杯“法欣格尔”矿泉水。希特勒边喝边嚼。

我已记不清其他人吃了什么菜。我只处处留神，紧张极了，大概没吃多少。莫雷尔教授倒有与他的腰围相衬的好胃口，吃得津津有味。

大家边吃边聊。除非有人问话，否则我不敢插嘴。希特勒对女客礼数周全。他嘱我们放松点，随便吃，还问我们要不要点别的菜，说得眉飞色舞，讲这列车从前的旅途故事，还有他的狗，开同僚的玩笑。

这样轻松又自在的谈话，大出我意料。博尔曼城府深，不大说话，只一脸和气，传闻中他只手遮天呼风呼雨的形象，全不似我今日所见。元首轻声说话，饭后他建议关掉天花板的灯，为了照顾他敏感的双眼，换点柔和的灯光。现在只亮着一盏台灯，列车轻轻晃着前行，韵调均匀。博尔曼教授旁若无人地打起瞌睡，我吃了一惊。上咖啡和小甜点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希特勒啜着香菜，赞叹味道真好。他礼劝施罗德女士也尝尝，可她不为所动。我们坐了好久。我细心聆听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不过今天已经想不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以后的日子里，我还有很多回跟希特勒共餐的经历，也旁听过无数次会议，所以我怕已混淆了一些细节。这最初的一夜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我还对一切感到新奇。希特勒说了什么，对于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话的语气，他天性的表露。

列车时不时靠站。这时候消息调度员就要在电话线那头忙个不停，传递重要信息。有时侍从或国防军某副官会带信进来。元首从不忘记让爱犬金毛出去透透气，蹓狗的事就交给林格。希特勒直呼大家的姓，不加衔头。打个比方，他会叫：“林格，带金毛出去。”过一会儿，他又问：“博尔曼，几点了？”已是凌晨一点半了。他又向绍布打听列车明天几点到达慕尼黑，然后摇铃叫来侍从。闲聊收场，我们该告退了。林格也必须出去查讯有没有空袭的警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