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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人们说，年纪大的人爱忆旧。我现在有了切身的感受，而且这种情感，犹如香山的红叶，秋愈重而色愈炽。我于2001年5月退居二线，有时对在职的从业人员讲，你们在创造历史，我在回忆历史。虽不尽然，但却是事实。《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所集纳的是笔者40多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一些重大宣传报道的真实记录。所谓重大宣传包括重大节日、重要活动、重大事件等，是新闻报道最有特色的一部分。

我1940年出生在山东省肥城市城上村。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的历史变迁。我这个人很幸运，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文革”走向改革开放，生活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一个中国从贫穷走向富强的时代，经历、目睹了几十年的巨大变革；我从学生时代就喜好新闻，在大学学新闻专业，从1964年开始，40多年一直在中央新闻单位工作，如愿以偿。概括地说，在我的新闻工作生涯中，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64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后近30年，从“文化大革命”前到改革开放初期，搞对内广播新闻宣传工作；二是1993年被调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同时兼管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前后8年多，做对外宣传工作；三是2001年5月退居二线后，在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权研究会从事人权研究和宣传工作，在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就是说，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在中国大变动、大发展的年代，我在新闻宣传报道这样一个时代前沿的岗位上，见证了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变革，报道着人民共和国几十年诸多重大事件。

本序言只是结合自己的经历，介绍一下与本书有关新闻事件和文章的历史背景。

一

我与新闻工作结缘纯属偶然。小时候农村没有文化活动，我爱听大人讲故事，爱听艺人说书，上了学爱好语文和文学，做过当“作家”的梦。后来在肥城县第一中学读初中、高中，看到了肥城县办的一份报纸，引发了我想当县报“记者”的激情。县报记者可以满县到处跑，接触好多新鲜事，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多么惬意！1960年高中毕业时我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系，这不是因为我喜爱广播，只是因为好考。我那时对广播一无所知，除了农村安装在树上的大喇叭（农民称为“戏匣子”）以外，竟不知道收音机是个啥样子。填写高考志愿时我只想报考新闻，在仅有的设新闻专业的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之间挑来挑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之所以成为我的首选目标，因为学院初创，广播是冷门（不像现在如此红火），招生人数又最多，自然考取的概率就高。没有想到，我竟由此与广播结缘，竟由此奠定了我未来的人生工作道路。

1964年我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走进了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中央电台”）一待近30年。中央电台是国家电台，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人民共和国新闻舆论重要而敏感的部位，起着传达政令、宣传政策、提供信息和文化娱乐的作用。中央电台这一新闻舆论工具的地位、性质和特点；　决定着它对全国社会舆论的重大影响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一直与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跳动，尤其是在历史变化和发展的重要关头。从1964年到1993年，我在中央电台工作期间，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风云变幻、跌宕起伏、惊天动地的30年，我在中央电台这样一个政治敏感的岗位上，与人民共和国一起经历暴风骤雨，经受风与火的考验。

二

1964年我进中央电台不久，首先遇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在我的记忆中，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的“路线斗争”与全国性的“阶级斗争”等各类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所谓“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它来势迅猛，席卷神州大地，震撼着全世界。那是一个混乱的疯狂的年代，谁都在劫难逃。长达10年的内乱，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给人民和国家造成了深重的创伤，也给广播宣传造成严重危害，中央和地方的各种传媒有着基本相同的经历。在我党我国的历史上，“文革”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时期。对于“文革”，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做出结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