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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发生这些损失的目的，只能是为了防止其他大多数人和机构承担更大的风险。现在，特别是在经历了长达10　年之久的繁荣和大牛行情之后提醒大家注意：乐观终将付出代价。而这毕竟不是一件坏事。然而，会不会有人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软着陆中得出另外一种联储所不愿看到的结果呢？当其他不听话的孩子也遇到这种危机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联储应当出手救助呢？公平一点来说，考虑到1998　年9　月那种非常棘手的局面，联储出手救助的决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样一来，却丧失了一个向市场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市场需要严明的纪律的大好机会。

威廉·麦克多诺一直在为他所采取的行动进行辩解，尽管他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得以幸免感到很不高兴，甚至还有点不安。在救助行动过去1　年以后，威廉·麦克多诺终于袒露了他的心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已经濒临破产了。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非常乐意看到这一结果。”

艾伦·格林斯潘所犯的更严重、其影响也更深远的错误是，他一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之处：必须将金融衍生工具置于联储的严密监管之下，并要求对其交易信息进行披露。在危机发生之前，艾伦·格林斯潘一直认为商业银行有充分的能力进行自我约束。而到了危机发生的6　个月之后，他仍然只是出台了一项避重就轻的管理规则。他那种一贯反对加强信息披露（因为他一直认为，让投资者成为他们自己最好的监管者，是自由资本市场最好的朋友）的观点，不禁让人联想到他那句深受著名作家艾恩·兰德（Ayn　Rand）影响的至理名言：“管理的根本就是要武装军队。”事实上，对于他来说，只有像俄罗斯那样极度缺乏透明度的市场，才需要依靠士兵来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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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留给我们的思考（1）

留给我们的思考

如果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在传统证券领域效率很高的信息披露系统，并不适合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直白的来说就是，投资者可以对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出来的风险非常了解，但却无法掌握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所具有的巨大风险。尽管有许多披露标准确实有所改变（艾伦·格林斯潘和银行都对此表示了反对），但漏洞仍然十分巨大。而随着对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日益频繁，制度上所存在的这些缺陷，总有一

天会让我们付出代价。

除了改进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之外，对于是否应该对每家企业承受的风险度作出限制，也是一个引起了强烈争议的问题。管理当局对大通曼哈顿银行或花旗银行的贷款余额是有限制的，这些银行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金的一定比例。管理当局这么做的理由是，银行的经营历史不断证明，只要有可能，他们一定会冒超越自己承受能力的风险。如果对银行的贷款余额进行限制的话，那么，为什么银行就可以在其他领域中（只要以金融衍生工具的形式），根据另外一个系统的规则，去承担他们愿承受的风险呢？

如果将联储奉行的政策视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那种不发生危机就放任自流，　一发生危机就挺身干预的双重政策，　确实会对公众产生严重的误导。政府应该强调预防，而不是积极干预。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可以为受监管的机构，如银行，事先制定规则。而对本不受监管的对冲基金所造成的危机进行干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白宫成立了一个由不同政府部门（包括联储）组成的、名为“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的蓝带小组，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展开了专题研究。该小组在提交的报告中得出一个结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所反映出的一个最主要的政策性问题是，如何才能对过度利用财务杠杆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和限制。此外报告还意识到了金融衍生工具日益重要的作用。报告指出：用资产负债表本身来衡量财务杠杆的利用度，并不能完全反映资产负债表所承受的风险。但报告在如何应对这些现象方面，却表现得相当无力。它确实提出，必须加强对对冲基金信息披露的监管，并要求采取更加强有力的风险和信贷管理政策，同时还要求采用更加严格的管理标准。但这份于1999　年4　月公布的措辞非常谨慎的报告，并没有使国会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国会早已将他们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案例的兴趣，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在去

年9　～　10　月的时候，这绝对是一个热门话题。”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发言人戴维·伦克尔于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