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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飘忽不定，四海为家——就是说只要哪里有文化和文明，他就在哪里。他会为意大利、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人和我们美国人而战，他不具有爱国精神，但很忠诚，毫不奇怪他在一所法国监狱（偶然）呆了六个月——而且过得很愉快。他喜欢法国人胜于德国人——或美国人。他喜欢愉快地交谈，如此而已。

所有这些方面，加上他的彬彬有礼，精明强干，很通世故，宽宏大量，都令我感到非常亲切，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具有这些品质。他们的性格各有千秋，但对于我来说太过熟悉。事实上，我的朋友们都与我非常相似，而我一生向往并一直在追求的是与我截然不同的朋友，每当我遇到这样一个人，也就同时发现缺少一种维持这种重要的关系所必需的吸引力，因此，没有一个人能成为比“可能”更进一步的朋友。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正像前面提到的，是一个冗长的梦，充满令人毛骨耸然的逃亡。在梦里，巴炽和托尼·莫利尔互易性格，我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与他们互相结盟，所以有时这种奇怪的令人困惑的联盟分裂出两个各异的人，但没有真切的托尼·莫利尔，也没有真切的巴炽，即使是分开，两者也是一个整体，这种双重角色令我痛苦不堪，我无法说出，也不能肯定，他或他们是敌是友。

这个令人不安的梦，大约是关于我们在一个奇怪的、完全陌生的城市作案。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就像苏比波、托诺巴和鲁得娄。我是副手，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因为我总是坏事，陷入困境。每一次失误都令我惴惴不安，惊恐万分。指令常常是支离破碎的，而我总是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把密码指令破译出来。当然，这一行动没成功。相反，我们不断地逃跑，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就像正在被猎捕的野兽。当我们被迫躲藏起来——在山洞、地下室、沼泽、矿井时——我们就打牌、掷骰子，赌注下得很大，我们写出欠条，或者用从银行抢来的赃款。这位巴炽一莫若全然不顾我的恳求，即使在公开场合也戴着单片眼镜。他讲土匪的黑话，搀杂着牛津俚语。即使在说明一件危险、复杂的事情时，他也总犯跑题的毛病，讲一些冗长的毫无意义的故事。跟着他真是苦不堪言。最后，我们三人被逼上了绝路，一帮警察将我们堵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似乎在西部），我们全被打死了，像野猪一样被击毙。等我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但我仍不敢相信，像腾云驾雾一般，我感到头晕眼花。

这就是梦的大概，我试图将它浓缩成一个情节详尽、地点明确的逃亡故事。我认为，追捕的部分，我写得很精彩，但是，逃亡及其插曲的那种突变、迷幻、若有若无的梦境的实质却难以变成清晰的叙述。我左右为难，然而这毕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使我敢于创作更富想象力的小说。也许凭着这种想象力，我早已取得成功了。

要不是我接到奥玛拉的电报，催我们去北卡罗来纳找他，那是另一个新兴不动产交易中心。像往常一样，他说他保留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他们在实现宣传目标上需要我。

我立即回电索取我们的路费，并询问我的工资情况，我收到的答复如下：一切不必担心，伙计，借钱买票。

莫娜立即作出了最坏的打算。她认为他一向如此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十分不可靠，他只是因为寂寞难耐，才给我们拍电报的。

我本能地为他辩护，结果自己热情高涨，尽管我对整桩事情兴趣不大，但也没有退路了。

“那么，”她问，“我们到哪儿去弄路费呢？”

我给难住了，不过只有一分钟，突然我有了一个好主意。“钱吗，好办，去找那天你在商店遇见的小同性恋，记得呢？那个抹坦西得香水的姑娘，就去找她。”

“荒唐透顶！”这是她的第一个反应。

“得了吧。”我说，“没准儿，她会因为你去找她而感激不尽呢！”

她继续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其实很显然，是她自己反对这个主意。不过，我敢肯定，到了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