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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给我一些深奥的作品——我当时称它们作“深刻”，当我提到这些难以读懂的书的名字时，我看见他们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你为什么要那些书？”而我总回答说：“我为什么不应该要那些书呢？”我还太年轻，我还没有到能看懂这些书的程度。这些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当我想读时，我就有权读。我难道不是一名与生俱来的美国人？一个自由公民？年龄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之后，我不得不私下承认我不懂那些“深刻”的作品在说些什么，或者是，我明白自己不想要那些深藏在知识里的“肿瘤”。我多么想抓住神秘的事物啊！我想要所有有灵魂、有意义的东西，但我还要求作家的风格与他创造的神秘感相符，有多少书具备了这一要求呢？我在我生命的开端就遇到了我的“滑铁卢”。我保留了我的无知，幻想着它是我的福份。

提问的才能！我从来没有丢弃过。众所周知，对万物置疑不是把人变为圣人，便是变为一个对万物都抱怀疑态度的人，它还会导致发疯。它真正的优点在于使人为自己思考，使人回到根本。

奇怪吗？当我阅读施本格勒时，我又一次感到孩子时的我们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啊！想想我们的年龄，我们有限的生活经历，然而我们仍能相互提出最深刻、最具有生命力的问题，我们又勇敢地用全身心去解决它们。几年的学习毁了艺术。像黑猩猩一样，我们学会了只问正确的合适的问题——老师们能够回答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诡计下，整个社会结构建立了。“大学生活！”只有绝望的人才会选择这一课程，甚至艺术家都会误入歧途，因为迟早他会去被迫观察为面包涂上黄油的那一面。

《西方的没落》！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听到这个书名时透过脊梁骨的那阵寒意。正如伊万·卡拉马佐夫所言——“我想去欧洲。也许我知道我只不过去了一座坟墓，但那将是所有坟墓中最可爱的一座。”

许多年来，我一直意识到我参与了这一全面的衰落。我们都知道，也都感到了，只有少数人能比其他人更快地忘却这一事实。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不明白的是，我们是这一“西方世界”，它不仅包括欧洲，还包括北美在内的“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美国永远是一个不稳定的地方——一天热，一天冷；一天贫瘠，一天富饶。总而言之，根据你是如何发现的，它或者是没药，或者是乳香，还可能只是纯马粪，用历史的命运这一角度来思考并不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历史在几年前刚刚开始——我们有的还很单调、乏味。我说“我们”，指的是正在努力使我们衬衫下的心产生悸动的所有我们的男孩，少年和青年。我们大家都是妈妈的孩子。

如果我们有命运，那就是成为第一流的推销员、烟草行职员或者连锁店的经理，放任的人参加了陆军和海军。顽固不化的人发现自己安全地偷渡到了丹尼莫拉或辛施，没有人想象自己是一名埋头苦干的工程师、管子工、泥瓦匠、木匠、农场主、伐木工。一个人可以一天是有轨电车司机，第二天又成了保险公司代理人。明天或许后天。一个人醒来，也许会发现自己成了市参议员。秩序、纪律、目标、目的、命运？

均为未知名词。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没有人能去摧毁它——永远不会。这是我们的世界观。“你在看什么，亨利？”如果我把书给提问者看，他一定会说：“看这种废话你会变成傻瓜的，顺便提一句。”这种“废话”，通常是世界经典文学，没关系。对“他们”或“我们”来说，这样的书就像陈腐的红葡萄酒。不，没有人在自觉地、审慎地按照一个世界的衰落来思考问题。衰落不过是不真实的，它正在挖空我们，它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展示自己。比如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去兴奋。没有，或者，这个工作与那个工作一样好。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平等的。诸如此类，这些瞎话都是很自然的。

尼采，我第一次爱戴的人，“在我看来并不很像德国人，他甚至不像波兰人，他像一枚刚出厂的硬币，但施本格勒马上给我一个印象，他是完完全全的德国人。

他的语言越深奥，越晦涩，我越容易跟上他，他的语言是一种胎儿期的语言，一首催眠曲。他被人们错误地认为的厌世主义，在我看来不过是冷静的日尔曼现实主义。

日尔曼人在刚一进入历史长河时，便开始高唱临终前的美妙歌曲了。他们总把真理与死亡混为一谈，让我们坦白地问一声，在整个欧洲的玄学体系中，难道有一个令人悲痛的德国真理是谎言吗？感谢这位历史上的艺术大师，我们突然发现死亡的真理不需要令人悲痛。尤其当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