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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胡乔木》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改为《胡乔木》。改名的内情，说来颇为奇特：倘若用《毛泽东与胡乔木》作为书名，因为有“毛泽东”三字，必须报审，而改为《胡乔木》，由于胡乔木的最高职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不必报审——按照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传记要报审。这本书的香港版则仍用原书名《毛泽东与胡乔木》。

胡乔木亲属为《胡乔木》一书提供了大批照片。谷羽对《胡乔木》一书十分满意，自费买了三百册《胡乔木》，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们每人送了一册。

1999年，这本书收入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文集》，书名改为《“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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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1）

照相机里的胶卷才拍了一半，我就去美国了。在美国，又继续拍下去，直至把这一卷拍完。

一冲出来，那几张在上海东湖宾馆拍摄的照片，引起美国朋友莫大的兴趣。

“她是谁？你们中国现在还有人戴红星帽？”美国朋友们几乎都这样问。

照片上的她，确实太与众不同：瘦瘦小小的个子，身高不到一米五，不及我的肩膀，却头戴一顶灰色的八角帽，帽子正中，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帽子下方，露出两绺灰白色的头发。她戴的那顶红星帽，亦即红军帽。在那些描述井冈山斗争的影片中，在那些关于长征的影片中，常可以见到红军将士戴着这样的红星帽。美国记者斯诺，曾给毛泽东拍过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毛泽东穿一身灰布军装，站在延安窑洞前，微笑地看着前方。毛泽东的头上，也戴着这么一顶红星帽。

毕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女士们风行戴假发或者巴黎草帽，没有谁去戴红星帽。

大约也正因为这样，那位戴红星帽的老太太，引起了一片诧异声。

其实，当我和她在上海东湖宾馆合影时，我也颇为惊讶。记得，就在我拿出照相机的时候，她忽然说：“等一下！”然后，她从客厅进卧室去了。我想，如今，即便是老太太，大约也要略施粉黛吧！

一会儿，她居然戴着一顶红星帽出来了。她指着帽子道：“现在可以拍照了！”

看得出，她对那顶红星帽充满深情。即便在羁旅之中，仍带着这顶心爱的帽子。

1993年11月，她从北京来到上海。那时，我正忙于准备远行，过一个星期便要飞往美国洛杉矶。

就在这时，我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她来上海了，有些事要跟我谈。

她叫陈琮英，这名字并不是人们很熟悉的。然而，她的已故的丈夫任弼时，却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共“七大”所确定的“五大书记”，便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只是他由于过分操劳，1950年10月病逝于北京，终年仅四十六岁！

我问起她的年龄，她说比任弼时还大两岁。年已九旬的她，行动十分灵活，视力、听力也都不错。

我问起她跟任弼时的结合。她说，那是“娃娃亲”哪。原来，任弼时的父亲和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只是陈氏在婚后一年便去世了。父亲怀念陈氏，后来，给儿子任弼时订了“娃娃亲”，那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陈琮英。陈琮英十二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任弼时不过十岁而已！

此后，随着任弼时走上了红色之路，这位来自农村的姑娘也随他奔波，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们的爱情之路是那么的不平常。

当十七岁的任弼时去苏联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陈琮英则在长沙老家半工半读了四年，终于摘掉了文盲帽子。

任弼时回国后，在上海已经买好船票准备去接陈琮英来上海，突然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去北京，他立即遵命。这样，陈琮英又等了两年，才算和阔别六年的任弼时结了婚。

两年后，任弼时在安徽被捕，陈琮英赶去营救。好不容易，任弼时总算出狱。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在风寒中死去；

她跟随任弼时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3月，陈琮英即将分娩，任弼时却奉命前往江西红区。任弼时走后才七天，陈琮英生下一个女儿，没多久就被捕入狱，关押在龙华。

陈琮英这次被捕，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引起的……

那是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上海恒吉里一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显然，来者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