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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回来后，张纪恩又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也见不到张锡瑗的照片。

于是，张纪恩给出版《邓小平》画册的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认为《邓小平》画册应该补上张锡瑗的名字和照片。他的信，写得颇为尖锐，“但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他的性格便是如此，怎么想就怎么写。

据张纪恩说，他的信，由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之子杨绍明转给了邓小平。毛毛看到了这封信。

后来，毛毛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沈玉琴陪同，前来看望张纪恩。

这样，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张锡瑗妈妈》，记述了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婚恋。书前，还印上张锡瑗的照片。也就是说，毛毛完全接受了张纪恩的意见。

张纪恩说起了那张张锡瑗照片的来历：

张锡瑗死得很早，何况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不允许随便去照相馆拍照，所以寻找张锡瑗的照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过，张锡瑗有个小妹妹叫张晓梅（原名张锡珍），也是中###员，由邓小平介绍，和徐冰结婚。徐冰本名邢西萍，是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解放后，徐冰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虽然徐冰和张晓梅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是从张晓梅在西安的亲属家中，终于找到了一张张锡瑗的照片。

张纪恩这才明白，在编《邓小平》画册时，确实是因为找不到张锡瑗的照片，所以没有印上去，并非什么“新人”“旧人”的缘故。不过，即便张纪恩的信，写得那么言词出格，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半点责怪他。

邓小平曾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果真，那照片上的张锡瑗美丽动人。

这样，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也有了张锡瑗的墓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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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8）

张纪恩说，他去龙华烈士陵园，在张锡瑗的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

张纪恩的阅历非常丰富。他劝我去采访一位阅历也很丰富的老人。他拿出一大堆名片，寻找起来。我看到他手中一一翻过去的名片，几乎都是高级干部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如###、薛暮桥等等。

我见到苏渊雷教授的名片，便说起我认识他，但是我只知道他是著名诗人、书法家。

张纪恩却告诉我，苏教授也是中共早年的党员，这很出乎意料。他劝我不妨去采访苏教授，请苏教授谈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对于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会是很珍贵的口碑资料。可是，就在我准备与苏教授联系时，年近九旬的苏老却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了。

在张纪恩手头的名片中，最为奇特的是越南黄文欢的名片。那名片上除了印着汉字“黄文欢”三个字以及一行越南文“HOANG　VAN　HOAN”之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印“头衔”，也没有印地址、电话。

这一大堆名片，其实也就是张纪恩的特殊的交际圈的象征。

为戴厚英写《非命》（1）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凉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传出，上海为之震惊。海内外新闻传媒关注这一重大命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人组成的“八二五特大凶杀案”侦察专案组。经过对两千人的调查访问，最后终于侦破疑案……

在戴厚英遇害后的第四日，香港《明报月刊》便打电话来，约我赶写纪念文友戴厚英的文章。

我找出多次与她谈话的录音带和采访笔记，还找出为她拍摄的照片、底片以及她送给我的著作，还有我在十几年前从报刊上剪下的许多过去“批判”《人啊，人！》　的文章，开始着手写作纪念她的长文。

我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于翌日——1996年8月29日传真给香港《明报月刊》，题为《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上）。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本来已经上机印刷，停机补上此文。几天后，这一期《明报月刊》就发行了。

紧接着，我续写了两万多字的《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下），传真给《明报月刊》。该刊在第十期发表了。

作为作家，我与新闻记者们的视角不同：他们关注的是侦破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安人员如何侦破凶手，凶手是如何杀害戴厚英，法庭怎样审理这一大案……而我呢？我所注重的是用我的笔，向广大读者介绍我所了解的戴厚英，她是怎样的作家，她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