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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走进我的1978年，走入我的大学年代，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说他和他的朋友是“二十大的产儿”，那么，1977，1978，1979，这三届大学生也可以称为“三中全会的产儿”，这一代人和祖国的改革开放一起成长，也见证了这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1978年后，除去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算起来也有四分之一的世纪了。我的研究的兴趣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发表文章的空间很小，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过去的历史。

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的史学家多研究古代史，许多历史学研究者不认为近现代史是“历史学”。六十余年前，法国遭德国法西斯入侵，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满怀忧伤，开始着手写他的那本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布洛赫说，又过去许多年，人们还是说：“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马克？布洛赫所说的上述看法，中外皆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内无历史”。如果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话都不无道理，距今较近，治史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写出“信史”的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对距当下不甚远的过去，史家也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时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远的过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又都是相对的时间的概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篡学”。归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米歇尔？福柯说过，“大写的历史的确是我们记忆之最博学、最警醒、最活跃、并且无疑是最拥挤的区域；大写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深底：所有存在物都是从这个深底开始存在，并且不确定地闪烁。”就笔者而言，本文集所收的这些文章都留有自己　“闪烁记忆”的印记，正是个体生命和历史的交融，才使我写下了这些文章。我所希望自己的，就是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实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所能做的其实十分有限，也就是把过往的历史现象当成研究的对象，去叙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的过程，并提供一些个人的见解。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去。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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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news。ifeng。/history/zhuanjialunshi/gaohua/200912/1215_7316_1475326_5。shtml

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