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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于1928年后的国民党，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是重视发展经济，关心解决民生问题，抑或是仅强调维护现存社会结构的稳定，忽视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紧迫性，这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在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孙科是谈论经济和民生问题较多的人。从二十年代未起，孙科或撰文，或演讲，不断呼吁国民党注重经济建设，抓紧解决民生问题，孙科认为。；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国民党能否与共产党争取群众，能否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

二十年代末，孙科呼吁发展国家经济，主张以经济建设的成效来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共革命的发展。孙科认为，北伐完成，统一实现，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37＇他强调，“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和因镇压了共产党而踌躇满志的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相反，孙科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断非一味以消极的武力镇压”就能扑灭下去。”　＇38＇在孙看来，只有经济建设才能“永塞”共产主义产生的“源泉”，为此，孙科提出要以积极的方法，“消除共产主义之根苗”。他大声疾呼：国民党必须利用刚获取政权后的“千钧一发的时机”，“转移目光”，“商量怎样把三民主义新国家建设起来”。＇39＇此时，孙科虽然也谈到平均地权问题，但由于共产党武装力量和农村革命刚刚兴起，他对解决民生核心的平均地权问题尚无紧迫感，相比之下，孙科更把“实业计划”，“发达国家资本”放在建设的首位。孙科声称：“本党今后经济建设第一件事，还是在乎建设国家资本。”＇40＇

三十年代初、中期，面对“社会动乱，社会危机的加速”，孙科关于先发展国家资本，后实行平均地权的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促使孙科转而把解决土地问题放到突出位置。孙科惊呼“国步艰危、民生凋弊”，“民国以来没有如今之甚至！”＇41＇广大农民由于“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害荒的损失”，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力压迫”，早已陷于破产之境。他指出，“农村经济日益衰弱、……整个国民经济根本动摇”，“所以整个国家，竟陷入于震荡的状态中”。＇42＇孙科以东南沿江沿海一带农村破产为例：由于“东南一带自耕农、佃农、……经济生活最为因苦、社会地位最为低下”，遂使“抗租风潮层出不穷”，而究其原因，“不可不谓租佃制度之不振、佃农生活之过于惨苦而造成。”＇43＇孙科惊呼，土地问题不解决，对国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孙科承认国民党对于民生政策，“不管是从积极建设方面，或是消极治标方面均没做到”，尤其对“平均地权”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孙科说，为此国民党“应该在总理遗像前请罪”。＇44＇

孙科在分析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时，对共产党力量在农村的发展极为恐惧。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壮大，“就是以暴动的手段，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取过来，分给一般无以为生的农民”；“农民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当然要参加他们的运动”。孙科声称，共产党“攻城掠地”－“这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孙科鼓吹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不能单靠军事力量来彻底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政治的方法，尤其是经济的方法”。孙科强调，平均地权不实现，“非但革命不能成功，恐怕连现在努力所取得的结果，将来亦保不住”。＇45＇此时，孙科已完全把“平均地权”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前了。

孙科提出了他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设想：

第1，　认为解决农村危机的方法在于“调正现有之租佃关系”。＇46＇此时，孙科批评“地主侵取不当”，指出：“农民经济之崩溃”最终原因，在于农民“无土地以资耕种”，“而地主坐享其成”。＇47＇一方面，孙科承认农村大地主是反对平均地权的，“因为民生主义实行以后，他们垄断土地的益权，便要受到打击”，但又强调土地所有制问题“错综复杂、颇难分析”。虽然他本人一再呼吁要“迅速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在他看来，对于地主的“侵取不当”，只要适当预予以“调正”即可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投机者无所取巧，劳动者各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