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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毛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引起部分红军指战员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份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团”被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交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於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这位聪縪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随著“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的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底，省行委发出通告，批评“肃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错误，强调对工农竤众扩大自首范围，对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谨慎，如案情重大，则必须将人犯押往省行委肃反委员会审理，解除了县以下基层组织的处决权。令人奇怪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1930年11月，毛泽东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终於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於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精神。“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的一系列的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惹起毛的极大愤怒，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央为名反对自己？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於是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虽然这张字条究竟内容如何已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1930年底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著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毛泽东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於1930年12月3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团”份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份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李韶九携著毛泽东指示信於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