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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前期，不断强化的阶级斗争的攻势，是由毛泽东和刘少奇共同领导和部署的。从1962年下半年始，毛泽东频频发出有关加强阶级斗争的大量指示，对刘少奇等施加极大的精神影响，迫使他们接受、贯彻自己的各项指示，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等，对于毛的有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并无真正的抵触，他们唯一希望的仅是将阶级斗争的野火阻隔于党的高层领导圈之外，而不反对在党的中下层和社会上大搞阶级斗争。刘少奇等也不反对在干部人事领域突出军人，贬抑知识份子，尽管他们不是军人出身，但历史上都曾长期在根据地担负党政军领导工作，因而，“军人至上”不会对他们及其家属构成危胁。刘少奇等实际上是组织领域内　“纯化政策”的具体实施者。1964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的《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即《桃园经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河北省农村“蹲点”的经验总结，该文经刘少奇多次修改，体现了刘少奇的基本思想，全篇渗透着对阶级出身问题的强调，充满浓厚的“纯化”精神。刘少奇、王光美的观点在中央领导层有广泛的代表性，负责中央宣传、教育工作的陆定一也有类似“纯化”的观点。60年代后，农村中的地富子弟入中学已较为困难，但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却先虚构出一个地富子弟“翘尾巴”的假问题，陆指示可以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这个方式来改造地富子弟”，其前提是，地富子弟应在政治上表现积极，“如果他们的尾巴翘得老高，贫下中农说我就不吸收你，你要请求，我才收，那也可以”＇　＇。

当空气中已四处弥漫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一根火柴就可燃起冲天的烈焰，就在陆定一说出那些话后不久，“四清运动”尚未结束之际，一场更大规模的，追求“纯化”更高境界的政治运动，——以揪斗“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为先导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到来，刘少奇，陆定一等未曾想到，自发很快也成为“阶级敌人”，甚至是千夫所指的全国最大的“阶级敌人”，其家属子女也遭到株连和残酷的迫害。

结论

“阶级出身论”在新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它的思想背景是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是“阶级出身论”并不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甚至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它更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传统。原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应根据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即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来考察阶级关系，家庭出身和思想状况不能成为确定阶级属性的标准。原典马克思主义也不主张根据人们的阶级出身来有差别地给予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正因为原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阶级出身论”现象存在着矛盾，从瑞金——延安时代起，中共的意识形态从未正面论述过“阶级出身论”的合理性问题，它只是依存在阶级斗争理论的范畴下被宣传和普及。在争取中国共产革命胜利的阶段，它是一种动员手段，其目的是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和社会基础。革命成功后，执政党又以此意识和原则对敌对阶级进行政治清算，改造和重建社会。但在和平建设时期，继续沿用甚至强化“革命”时期的这套意识与原则，迟迟未能建立起体现人道、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的现代法律框架，这就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和广大民众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毛泽东之所以长期坚持这套原则和意识，除了它曾经是一种行必有效的革命新传统，而且也与他的“纯化观”有关，因为推行这套原则及意识，可使党内和社会保持长期紧张，有助于建成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结构，而这种结构就是毛泽东所理想的实现了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新社会。

“阶级出身论”与苏共的关系也需具体分析，早期中共虽受到苏共“唯工农阶级至上”的影响，但中国国内的因素更为关键，1928年毛泽东在江西井岗山就开始了“洗党”，当时苏共经验还未传来，在选用苏共经验时，毛泽东一切以实用为前提。1953年后苏联开始“解冻”，毛泽东反而加紧阶级斗争，因为阶级出身，政治分层有利于维护专政秩序。但毛泽东始终没有走到柬埔寨红色高棉极端主义的地步，在他那里，所有的理论和政策都以利害关系为出发点，一旦可能危及他的政治上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就会修改和调整政策。

毛泽东的“纯化观”与斯大林的“肃反”有着明显的差异，斯大林对其认为的反对力量或潜在的反对力量全部或大多施以肉体消灭；毛泽东则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