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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梁落燕泥’这样的好句子吗？”王胄死的时候，炀帝又说道：“‘庭草无人随意绿　’，这样的句子你再也写不出来了吧！”

这两个故事似乎让人看到了杨广妒贤忌能、阴狠恶毒的一面，但事实上应该并不是如此简单——看到人家已经倒了霉，再跟着说句风凉话倒是有的。因为薛道衡的死主要是因为他平时文人气太重，且出语尖刻，在政治上又和高颍是一伙，所以皇帝才不能容忍他；而王胄的死主要是受杨玄感的株连。

杨广对于书法、绘画、雕塑、音乐、歌舞等也都十分热爱，只是他倡导艺术的目的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粉饰太平，为了与自己辉煌的功业相映衬。当然，这起码的直接好处就是，让隋唐之际出现了很多的大书法家、大画家等，给大唐文化开了个好头。这一点还是不容否定的。

1、暴君并不等同于昏君

五、对于杨广最后的评价和定位

1、暴君并不等同于昏君

对于隋朝的迅速灭亡，人们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其中就不乏指出杨广犯了一些战略失误的言论，尤其指出他不应该轻易丢弃关中，因为那里才是杨隋的真正龙兴之地，是府兵制（枪杆子）的根本维系所在。比如史学大师陈寅恪就说：“与夫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丧其邦；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成帝业”。

不过，杨广的如意算盘大概是这样的：中原鼎沸之际，即使关中不保，他也可以保住东南半壁，乃至成为东晋第二。只是再以他后来的那种掩耳盗铃的消极态度看，他的失败也许是必然的，他实在经不起挫折，保得了关中一时，却未必保得了永久。

当然，大隋速亡的根本也许还在于其根基不牢：其立国不足四十载，统治者的仁义与威德都还不够不深入，但杨广已经急不可耐地放肆折腾开了。当时就有人已经看出了这一严重问题，这便是后来的大唐贤相房玄龄父子——老杨曾经带班子到泰山祭祀（不是封禅），当时天下皆以为将致太平，隋文帝将致尧舜。但时任监察御史的房彦谦却颇不以为然，他私下便对亲友说：“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而他的儿子房玄龄非常认同父亲的观点，他对父亲说道：“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不过这对父子在当时说出这番话来实在是有些危言耸听，因为未来大隋的发展走向还并不确定。

再具体到隋二世的杨广，有人认为他与法国的拿破仑很相象，两人都未接受《司马法》里的教训：“好虽大，好战必亡”。这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如果再从中国找出一个比较类似的人物，那可能就非金国皇帝完颜亮莫属了：完颜亮虽是个“蛮子”，但他的文才很好，也是通过阴谋登上帝位的；他抱负远大，一心想要灭亡南宋以统一中国，可惜由于操之过急反而激起了部下的哗变，以至被杀。

从此中我们也不难悟出，其实专制与*还是大为不同的，专制也可能带些“*性”，但*就是纯任帝王的权力意志了，而帝王的个人认识、能力又总是有限的，所以*往往没有好下场。如果说杨广的失败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教训的话，那就应该是：必须节制自己，不要那么任性，更不能自负。

杨广对于像陈叔宝这样的昏君是非常鄙夷的，而他的所作所为也不能将他划入昏君之流。他其实跟秦始皇一样，是个暴君的典型，　“暴君与昏君的最大不同是，暴君并非都是无为之主，相反，倒可能是有为之主，是大英雄。暴君往往很有才能，不仅有雄才大略、治国英才，而且很有魄力，敢干别人不敢干，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没有特殊的才能，也难以荼毒生灵，搅动四海，*天下。正因为如此，昏君和暴君都祸国殃民，而暴君的危害性可能更大。”（袁刚《隋炀帝传》）这也许就是孔子所谓“过犹不及”论断的最好体现。

世界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即你的努力却与结果背道而驰，这似乎有些悲哀。但这说明的是你做事的方法有问题，你首先应该检讨的正是自己做事的方式方法。

2、拨看云雾见“真相”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那个对于杨广的莫大讽刺，也就是那个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炀”字。

当然，这不可能是李家表哥的存心报复，这说到底还是由于帝王作为被不自觉的放大的结果。像老杨，虽然他作为一个创业之君还是基本合格的，但由于他本身所固有的一些瑕疵、毛病，所以使得他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无论其优点或缺点都将因此而无限地被放大，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