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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祈祷在我前面死吗？”我问道。

“每天晚上我都要祈祷，”他说，“正好现在也在这样祈祷。”

我又紧紧地贴住他的身体，吻他的嘴唇。外面又有一枚导弹击中远处的目标，发出轰然的声响。

“这不行，”我说，“我愿意先死。”

“不，上帝已经安排好了。我信上帝，你是不信上帝的。”

“这不公平。”听到外面坦克隆隆碾过的声音，我情不自禁地哭起来，心里寻思：他相信主宰一切的上帝，却不相信自己是上帝。

天气异常闷热，外面枪声大作。轰炸机又飞来了，发射了一枚又一枚导弹，饭店在震颤。贝鲁特夜夜都是如此。

2

她现在40岁，当记者已经19年了。19年来，她被派往世界各地采访。哪儿发生了战争（战争从未停息过）、革命、起义和灾难，哪儿就有她的足迹。哪儿发生了小国被大国蛮横侵占的事件，哪儿就有她的身影。她采访耸人听闻的诉讼、臭不可闻的受贿案、武器和药品交易，以及经济犯罪。19年来，几乎没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作家、演员、画家、导演、作曲家和雕刻家没被她采访过。她的报道被译成多种文字，登在最大的报纸上。她是世界公认的当代最优秀的女新闻记者之一。虽然举足轻重的名报名刊一直想以高薪聘用她，但她依然忠于《汉堡总汇报》，该报由于刊登她的文章而成为世界性的报纸。她曾获得多种奖金和奖励。她著名的新闻报道和采访记被收进各种各样的文集出版。她的儿子在汉堡附近的寄宿学校上学。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她总要把他接到身边，住在临近易北河、位于花园街的寓所里。当然，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后，她也赶往莫斯科参加了国际记者招待会，接着视察了出事核电站隔离区的外围。回到汉堡后，正是暑假期间，她把孩子接回来，带他去游玩，后来去马戏场看演出。孩子回来的时间是：8月24日下午……

一去永不复返了，永不复返了，永不复返了。

她不停地在房里徘徊，后来走了出去，来到阳台上。

易北河依然波光粼粼，天气依然炎热闷人。

死了，死了，死了。

她感到脚隐隐作痛，便回到起居室，倒在靠背椅上。这张椅子套着深绿色的布罩，放在堆满书的壁橱前。她心里想道：皮埃尔？格里毛特最喜欢坐在这儿。他被召回巴黎，我被召回汉堡后，他常常上我这儿来。每次我都要上机场去接他。他总是给我带来红玫瑰，总是31朵。他晚上总是坐在这张靠背椅上，我总是坐在对面的长沙发椅上，常常谈到天蒙蒙亮，要不，就是听肖邦、舒伯特等人的钢琴协奏曲。我们睡下了，还手拉着手。我们连一分钟也没有分开过，连拿报纸也是一起去的。后来我们乘飞机出发，他到哪儿，我也到哪儿。我们到了贝鲁特，也常常见面，该死的贝鲁特。最后一次到贝鲁特是在1978年8月，我们住在海军准将饭店。10月初，不知为什么，我记不得具体的日期了，我们谈到了死。过了几天，那是10月18日，这个日期我记得很牢，这个日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住在东贝鲁特的亚历山大饭店。我们的美国同事曾告诉我们，在东贝鲁特要有一次了不起的“外科手术”，我们怕“手术”开始时过不了绿线，于是在17日就住过来了。亚历山大饭店在上次挨炸后，又草草修复了。18日，叙利亚的军队包围了基督教徒居住的这个地区，并用密切的炮火进行袭击。那可怕的情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皮埃尔和我以及其他几个记者，还有饭店四邻的许多居民，在炮火刚开始袭击时，就躲进饭店的地下室里。我们脚下的土地在不停地震颤，整个饭店在不停地震颤。基督教徒在祈祷，在诅咒，可是炮火没有停止，轰击了一小时，两小时。死去的和快死的人被拖进地下室，受伤的在呻吟。没有医生，没有药品，没有水，也没有灯光。后来我们听到耶安…路易思的吼叫声，我还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这么可怕地吼叫过。皮埃尔和我马上把一只板条箱放在地下室的小窗下，站在上面朝外望去，街上成了一征废墟，耶安路易思？卡西斯，法国新闻社的摄影记者，仰面躺在一堆瓦砾旁。他的T恤衫和短裤已被炮弹掀起的气浪撕掉了，他光身躺着，双手捂着肚子。他的肚子像是炸开了，肠子冒了出来，他拼命把肠子往肚里塞，但肠子又淌了出来。他没命地在吼，在叫，在喊。

他是皮埃尔的朋友。很清楚，他想爬到饭店里逃命，但是他再也爬不动了。他躺着拼命在吼，在叫，在喊，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