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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转瞬间大富又大贫的落差，我常感难明其味。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接触了很多自言曾经成功而当前状态却蓬头垢面、不名一文的“落难者”，这些人确实以前都“阔过”，之所以混成这个样子的原因都出于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

一个夏天很热的下午，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持了我父亲的书信来找我，穿着打扮像极了我出生时的那个年代人们的着装，提了一个现在很难再看到的黑色人造革的提包，头发长而密，眼神中能看出藏有很多愤懑。我的这位老乡自述以前开超市挣了点钱，之后在西部某个地级市与人合伙承做市政工程，他很气愤的说，快到了见效益的时候，合伙的那个人黑了心了，伪造了假文件把他告上了法庭，20多年的积累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谈话中也许是事关切身利益，他音调极高，语速极快，谈到当年有钱的时日，神色里陡现一种张狂的霸气。

我本来是抱着当然的同情态度，甚至心理上因为有老父的字样也愿意尽量帮一帮忙，然而当我试图客观地了解一下事实的由来，稍微说了几句为对方合伙人找点“合理性”的话语时，我的这位老乡便再也不给我插话的机会了，语言里甚至透出一股杀气，他恨恨地说，“他有什么道理啊，当初还是没有把他控制好，要知道这样我早把他给收拾了！”他在激情陈述，我却陷于沉默而恍惚，颇多相似的例子一时间齐聚脑海，多少由于合伙做生意，朋友间、亲人间尔虞我诈，互相视为仇敌的现实案例一再地上演。虽然我还没能弄明白事情的全部，但基本观其言可知其行，从他一开始就把合作伙伴看做对头的态度和现在仍依稀可见的跋扈暴戾来推测，那个合伙者对我这位老乡的暗算恐怕不会是完全毫无来由，由于他激昂的状态已根本不可能再谈下去，我终究也未弄明白他们之间的曲折，法律上的是非自有定论，道德良心层面的对错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得清了，直觉告诉我，他们之间若非当日种下的祸根，断无今日的恶果来临。

由于几千年的帝王史，中国人的权位之心过重，“谁说了算”一直是每个团体最先要解决的问题，而以后的纷争纠葛也都围绕这一点展开。市场经济下引入资本世界的股份概念后，做生意需要集合大家的财力，而在谁控股的问题上，依然是争锋的焦点。长袖善舞者少，弄巧成拙者多。

下面的这场凶案是紧跟着喜事而发生的，似乎正应着福祸无常的变数，开局的场面很像是某个恐怖电影里的灭门仇杀，惨剧出人意料地就发生在一家刚刚办完喜事的江南庭院门前。时间定格在2003年2月12日上午9点40，本来是一个很平静的冬日清晨，我们的悲剧主人公，一家毛皮辅料综合市场的董事长邹子龙，却在其老家L市某镇的自家家门口被刺14刀身亡。

亿万富翁被杀案（2）

那天邹子龙和大儿子、三儿子本来是准备到酒店结算另一个儿子结婚的酒宴款，当时，已坐进私家轿车上的邹子龙因发现轿车坐垫比较脏，就从车中出来，叫大儿子将坐垫抖一抖。此时，突然间杀气陡至，一辆牌照上贴有“百年好合”彩纸的小型面包车迅速靠近邹子龙，从车上冲下来5名带刀歹徒，挥舞着长柄三角刀向邹子龙乱捅猛刺，身为商人的邹子龙哪里见过这个阵势，一下子就被击倒在地。邹子龙的儿子见状拼死冲上与歹徒搏斗，但歹徒们的主要目标显然是直指邹子龙，见邹子龙倒地后，歹徒们便迅速跳上车逃离，整个过程迅捷无比，令人来不及反应，自然是经过了精心的策划而进行的伏击。所幸在面包车逃离现场之时，邹子龙的儿子奋力追了上去，一把撕掉了车尾遮挡车牌号的“永结同心”红纸，看到了车牌号为陕AP××××，这一点难得的线索也成为了日后破案的关键。而邹子龙却在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亡，届时刚满50周岁。

命丧自家门口的邹子龙在商界江湖并非一般人物，有着响当当的名号，他出生在L市某镇一户渔民家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小学毕业后，邹子龙随父亲出海捕鱼。上世纪80年代初，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邹子龙和许多当地农民一起，开始外出闯荡。在80年代中期，以贩运水产开始发家，从1985年起开始在西宁、郑州等地做服装生意，1993年在北京办起了第一座属于浙江人的面料交易城，尔后一直在北京经营市场，身家已过亿元，在北京的“浙江村”名声显赫。1998年他创办的毛皮辅料综合市场是当时华北最大的毛皮集散中心。邹子龙在北京共开有3家市场，他一家平时都在北京居住，此次回家主要是为儿子完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