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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喜马拉雅山这样的高风险活动极度依赖队友合作。虽然在生活中很难找到这样极端的例子，但是很多经历也验证了我在攀登喜马拉雅山时所获得的关于合作的经验。当我们建立第一家属于自己的攀岩馆时，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超越了自我，组成了一个表现卓越的团队，这在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企业中很常见。我们非常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在攀岩馆建设的最后9天里，我们几乎一直呆在工地上，连续干上几个小时，然后倒头睡上45分钟。我们从来没在工程质量上打折扣。事实上，在历时6个月的施工过程中，我们最后几周的表现是最好的。这一段的从商经历可谓我有史以来所参与的最紧张的一次探险，从某些角度来讲也是最为持久的。直到今天，我们每个人心中还是感到无比自豪。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每一个兢兢业业、追求卓越的同伴都曾经在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里体味了极限状态。修建攀岩馆的小组成员知道他们已经在心中永久地种下了卓越的种子。

修建攀岩馆时，我们在拿钱冒风险。而在圣福灵上；我们在拿生命冒风险。午夜时分，丹·简金斯从我手中接过了登山用的保护装备，开始领攀一个陡峭的悬崖带。我选择了有冰柱的那条路线，而放弃了这条路线。但是当我从高处掉下来的时候，丹和奥斯丁看到了我所没有看到的可能。奥斯丁给丹向上递绳子，丹沿着岩壁一点一点地向上爬。经过14个小时的领攀后，我悬吊在安全绳之中一边恢复体力，一边等着丹爬到崖顶。

到了凌晨两点钟，我们又聚集在一块狭窄的岩脊上。这块岩脊就位于顶部雪原的峰头之下。我们头顶上悬挂着一块风蚀而成的雪檐。雪檐之下，纵横交错的石头卡住了我们的绳子。丹推不动这些石头，于是他就沿着原来的路线向下爬，在把绳子抽出来之后，又重新爬回我和奥斯丁所在的位置。现在丹精疲力竭了。

我又开始领攀，寻找雪檐上的突破口。就在我不断向右爬时，我想起一张苏格兰冬季登山运动早期时的一张经典照片。那些登山者几乎是在雪檐里凿出一条向上的隧道。在这张照片上，第二个登山者正把自己的脑袋从洞中探出去。我们可以够得着雪檐的底部，我想我们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当然，这很危险。如果雪檐破裂，一吨多重被压实的冰雪就会突然掉下来，把我从山坡上掀下去。

我挥动着冰镐挖洞，一直挖到洞的直径比肩宽一些。我钻入这个冰洞之中，背靠着岩壁一侧的冰层继续挖洞。冰洞向上越挖越深，我的双脚也可以离开地面抵住洞的内壁，这样身体就完全进入到冰洞之中。置身于这鸡蛋形状的冰洞之中，我向下望去，5000英尺的圣福灵东坡尽收眼底。我继续向上挖。

在挖掘了8英尺深的冰洞之后，我终于挖到了冰层表面，向着安全的峰顶爬去。我们6天前开始攀登圣福灵，然而直到现在，我才能够第一次使用自己不断颤抖的双腿走路。在绳长允许的情况下，我在距离洞口处最远的地方设置了一个固定点。由于既没有现成的石头来固定绳子，也没有一块冰层来打雪钉，于是我就挖了一个洞，自己坐了进去，充当固定点。绳子缠在我的腰上，这样丹和奥斯丁就可以抓着绳子安全地爬过冰洞，坐到我的身旁。

这时天空开始放晴，云层开始变薄。我们取出炉子，把挡风锡板重新圈成一个小锅。在登山的第六天早晨，我们每人吃了一块巧克力，喝了半杯煮化的雪水。

峰顶看起来是那么近，可是奥斯丁却不想再向上爬了，于是我和丹就放下背包，一起向峰顶进发。虽然距离峰顶的垂直高差仅有几英尺，可是头顶上通向峰顶的山脊却蜿蜒曲折，十分绵长。在距离真正的峰顶还有100英尺时，我们停了下来。对于我们来说，要想跨越剩下的不长距离，实在是太危险了。在经历过千辛万苦之后，我们却不能触及峰顶。丹和我挨着坐在一个小雪堆上，尽情享受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此时我们还不能放松，因为我们离安全还远着呢。

我们的伙伴关系始于彼此共同的愿望，我们都想在遥远、险恶的高山上挑战极限，证明能力。丹、奥斯丁和我都非常年轻，而且雄心勃勃。我们从没想到此行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捍卫生命之战。我们三人身处圣福灵高耸的山坡之上，感受了以前很少经历过的持久友谊。我们完全依赖对方以求得生存。个人为小组所贡献的力量被放大了。极端的环境要求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弱点。极端严酷的环境铸就了一种文化：让那些在某个时刻最能勇挑重任的人立即承担起责任来。直到今天，我还确信多数登山队都可能在圣福灵上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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