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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采用一种野蛮的分析法，试图不再根据已有的参照物来思考和做事。她想充分展示自己的性格，“没有教条”。

在那个时期，她好像老有一种想破坏的需要。她宣称“失去了政治主张和政治要求”，“喜欢空白，一个真正的空白，而不喜欢包含20世纪所有意识形态的大垃圾桶。”她还说：“必须克服对缺乏的恐惧，对混乱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反复灌输的结果。”

“我说过，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怕了，他就会危害所有政权。”

她所发展的乌托邦是一种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它是从自身复活的，应该已经消除了自己的错误和恐惧，一直处于她所安排的地方，在一个“永远需要探索的野蛮之地”。作为一个女性，说出这些话显得更加粗鲁。1968年5月的事件解放了她身上强烈的甚至具有攻击性的女权主义思想。她在往往向男性开战的女权主义——同性恋的这种变化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种愚蠢的理论”，它可能会倾听妇女和儿童的意见。于是，她身边围着一些女人，她们绝大多数都要求得到同性恋的身份，声称建立了一个没有男性的新社会。杜拉斯支持她们的某些说法，支持某些女权主义的示威和某些杂志，甚至承认某些女性的友谊，但她并不一定参加过她们的活动。很快，同性恋运动不再把她视为同路人，因为杜拉斯首先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作家，从来不为某种性别或任何学派服务。

同性恋并没有对玛格丽特？杜拉斯影响太久，最多使她更加了解了女性的真正本质及其真正的秘密。在这方面，她从儒勒？米什莱１　的中篇小说中借用的关于巫婆的寓言很有启示性。在她看来，女性能适应黑夜中森林的力量，不怕刺眼的灯光，在阴暗处心旷神怡。她后来把它叫做是“拉辛的森林”，它让人沉思，让人默想，让人保持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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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太阳不再为谁而升（8）

在中世纪的战争时期，女性曾代替男性出发打仗，所以，只有女性懂得跟大自然说话，听得懂大自然的声音，懂得森林巨大的隐秘。

只有女性拥有这种通灵的本领，能够更清楚地听到大地不可逆转的运动和它“在这种黑暗中交配”。她还知道只有女性能够看家，因为她们好客、温柔。尽管她们可能在家中受到奴役，她们仍承认无法避开“寒冷、恐惧和欲望”。女权主义者以为自己已经为她们的事业争取到了的那个女人，突然说话自相矛盾，她支持她们的斗争，却又指责她们过于极端；她在她们的请愿书上签名，却又批评她们值得怀疑的政治信仰：“女权主义分子……要躲她们远点……我根本不是女权主义者……由于听说男人都很坏……真想掉转方向，支持他们……”

她曾根据1970年代的口味与女记者萨克维埃尔？戈蒂埃合作了一本谈话录，她说了一句与女权主义战士通常说的不一样的话。很快，她的书就引起了众多的议论，她觉得自己与女权主义战士们不一样，她说她不愿意过一种没有男人的生活，男人，她爱他们胜过一切，她“占有了他们的……要爱他们就必须极大地占有他们……”

然而，关于黑夜的作品仍在继续。杜拉斯借1968年的影响，写的作品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句法，句子的省略也越来越多，故事越来越单薄。她在进行神秘的炼丹术，把散文变成了富有诗意的歌曲，对话变成了戏剧剧本，打破了习惯的叙述规则。这是写《阿巴恩　沙巴纳　戴维》、《爱情》、《黄太阳》和《娜塔丽？格朗热》的时期，她正走在“快乐的失望”的道路上。她周围的人都说她迷路了，也误导读者，没有人再跟着她了。《费加罗报》对她攻击最厉害，猛烈得让人惊讶，但她躲在神秘的写作当中，她知道这种写作会给她明确的认知符号。她的那几个住处就是她孤独的港湾，她喜欢在那里休息，大家来看她，几个朋友来拜访她，但她说话专横，越来越疯狂，从来没有这么疏远过大家。然而，她没有失去勇气，不管发生什么事，对自己都很有信心。她的书销售量大跌，伽利玛出版社出的《阿巴恩　沙巴纳　戴维》只卖了几千册，但仍继续出。她劝她的编辑继续跟着她，因为，她说，作品的好坏不能根据经济收入的多少来衡量，应该沿着神秘的道路继续前进。她把文学当作是在黑暗中前进而绝非消遣。作为一种认知工具，文学首先是形而上的，能让人在探寻自身秘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在呼唤着她的这个深渊里，她走得越深，与别人的关系变化就越大。她对不认识她的人显得十分多疑，而且充满敌意。跟赞赏她或者向她献殷勤的人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