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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使人觉得精神焕发，它成了我最喜欢的一张光盘。演说家提到了人类的伟大、人类的成就与对更高目标的追求。这种激情帮助我摆脱日常琐事去欣赏自己的事业：征服宇宙。

偶尔，莫斯科控制中心会接通与俄罗斯显要人物的通讯，我通过无线电与教宗阿列克西斯二世，俄罗斯东正教领袖对话。他似乎对太空有浓厚的兴趣，提出了许多关于我们“从天堂看到奇观”的问题。他很吃惊我会说俄语。我则惊异于他的平易近人。我享受着谈话的乐趣，并相信我们可以使用所有的祷告，并帮助他可能鼓舞我们做的事。

消遣的另一极端是我们在“和平”号上的“特殊药品”。“和平”号空间站有一个装满酒的壁橱。每次检查我新到的宇航服，我都会发现衣袖里分别秘藏了一瓶白兰地与一瓶威士忌。当瓦西里和萨沙热情地敬酒时，我总是礼貌地谢绝。尽管我很尊敬俄国人能够在他们自己的空间站做他们喜欢的事的权利，我还是严格遵守美国宇航局关于工作期间不能喝酒的规定。

说句实话，不去管什么美国宇航局的规定，就算不用对任何突发事件都随时做到百分之百的预备，我也不会喝酒。我不参与他们，瓦西里和萨沙并不生气，因为我们的供应量是有限的。这里与星城的情形不同，在那里，不论是在早上十点，还是在桑拿时，或是在社交聚会上，如果我拒绝人们用伏特加的敬酒，我就会或多或少地被排斥。一个很明显看不惯我如此不合群的俄国人，宣布“利宁杰从不合群。他似乎不愿介入。他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祝酒人”，给予了我他所认为的最大程度的贬低。

比实实在在的电影、书籍和其他消遣更重要的是，美国宇航局有人在关心我们，同情我们，并且理解，至少像不在现场的人应该做到地那样理解我们隔离的深刻意义。他们在努力使我们活得愉快。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获得了很多。

我也有自己的娱乐消遣。我最大的爱好是眺望窗外，凝视星空和地球。但我也喜欢玩太空版的“潜入吓人”。

“和平”号是一艘黑暗嘈杂的飞船。因为有许多烧坏的灯泡，荧光灯不够亮，电力供应也不足以使所有的照明设备工作。电扇转动与机械运作制造了永无休止的嗡嗡嗡的背景音乐。这儿没有吱呀作响的地板，也没有拖沓的脚步声。

无声无息地漂过一个太空舱的距离，我就能接近一位同伴，我可以趁他尚未发现时，靠得很近。我会耐心地漂浮着直到他转过身来。当他直喘粗气并向后挥动手臂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吓了他一跳。

我对自己恶作剧的企图会表现出全然无辜的样子，我会假装提一个问题，很感谢得到了答案，然后飞走。直到那时，我才会忍不住笑出来。

回想起来，也许隔离生活真的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我的心理并非一点没有变化。

17。逃脱致命的撞击（上）

萨沙则伏在那个窗口，冲着瓦西里大叫：“它看上去正冲着我们飞来！它的速度太快了，瓦西里，减速！”

自从四月份前进号补给飞船到达之后，我们花了两星期卸下船上满载的补给品与修理部件。

卸货是件特别费力的工作，因为任何东西，包括从食品金属罐到电冰箱大小的机械设备都被螺栓拴在飞船内的钢铁格子架上。格子架能保证起飞过程中所有物品的安全，并且使其在飞行过程中也不会移动位置。如果沉重的物品移动，飞船的重心也会改变。相应地，飞船就无法按预期的方式对推进器作出反应。

我们用一把可调节的扳手来卸掉这些螺栓。在清单上列出日后使用的物品后，我们将这些工具运到所有我们能找到的空间保存起来。因为“和平”号上缺乏其他可利用的空间，我们经常将工具捆起来放到基础舱的地板上，正巧摆在经常使用的控制面板的前面。如果“和平”号是一艘小船，那么空间站早就会因为超载而沉没了。

当我们清空了前进号，就开始反向装载过程，将抛锚的设备与垃圾装入飞船里。垃圾被塞进空金属食品罐头里，罐头就放回到前进号几天前我们卸下装满脱水食品的罐头的同一地方。

前进号变成了我们的垃圾车。

我们努力根据地球上的指导，将“和平”号过量的垃圾，装到前进号飞船上。因为地球上的人员要估计飞船的新重心，前进号里沉重物品的摆放方法尤为重要。一有机会，我们就将大块的物品固定在格子架上，防止它们在飞船推进时发生移动。按要求的方式装载是很困难的。格子架是为那些运到空间站的物品而专门制造的，并不适合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