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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断地提问，实际上是催促，俄罗斯地面主管者要我们找到装满乙烯与乙二醇的冷却管道的泄漏处。我们反复告诉他们，不止一个漏洞，存在许多漏洞，许多位于接触不到的地方。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成功的事情，就是我们似乎不能与地面上的人沟通。

在我们与地球方面讨论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发现主管者并不真正清楚管道在哪里，或者哪个阀门切断了哪条管道的流通。我们不得不向他们描述管道在“和平”号上的分布。地球上的专家对他们需要控制的空间站的轮廓没有精确的概念，这简直让我匪夷所思。工程图纸在哪里？

也许是十年前丢了，或者是锁在建造空间站的工厂的某人的保险箱里，作为“专有财产”。

在俄罗斯这个保密的社会，图纸文件历来是不容易得到的。

自然号太空舱是美国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的科学项目的半数实验设备存放地，也是进行大多数美国试验的场所。除了类似装备的美国光谱太空舱，这是“和平”号上惟一一个我们能完成有价值工作的场所。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空间站我们到处进行维修工作，只有在这些地方，我们能够从事推进太空任务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

为了在早已塞满物品的量子Ⅰ太空舱里寻找冷却管的泄漏处，我们不得不将许多垃圾从量子Ⅰ搬到自然号舱。自然号舱看上去成了空间站的暂存处——从地板到天花板一片散乱。自然号舱不再是曾经高效的工作场所了，而是塞满了用过的食品罐头、废弃零件和垃圾的地方。堆在自然号舱里的多余物品阻碍了空气循环。舱的温度开始上升。面板后面沿着冰冷的铝制外壳淤积的水与敏感的电器设备上凝聚的水不再参与新鲜的空气循环气流。随着温度的上升，气味也是如此。

自然号舱的暂时存货，结果并不暂时，因为量子Ⅰ舱的漏洞比地球上估计的要广泛得多，即使忽略我们告诉他们的。几个星期过去了。空间站变成了一个喧哗的，乱七八糟的地方。工具到处乱飞，或者临时地被踩在任何够得着的地方。生存条件越来越糟。

我们开始失去信心，我们不能完成任何有价值的事。我们只是漂浮在那里，努力活下去。我不得不恳求地球方面继续安排美国科学试验的日程，因为我们比以前更加需要有一些积极的东西来证明我们的努力。每每结束艰难的一天，我总是能够告诉瓦西里，是的，我们像奴隶一样工作，是的，乙烯与乙二醇灼烧我们的皮肤，呛坏我们的肺，但至少我们完成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

因为工作负担，船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急剧变化。我们不再有奢侈的机会一起吃饭，相反的是一有时间就各自快速地咬上一口食物。我们会用几句简短的交谈来通知彼此最新的工作进度。简短的谈话，一开始总不会引起共鸣，考虑到我们的文化差异与语言障碍，也有其停下来的理由。不可避免地，我们不断地从一个任务冲向另一个任务，却总是比日程落后几个小时。

没有空闲的时间，没有周末，没有消遣——只有持续几个月的工作。我自我解嘲说，安那波利斯（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所在地）与医学学校是小菜一碟。在我生命中，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挑战。

20。失去信任（上）

我告诉他，是的，我绝对肯定，20个值中有10个不正常。然后我安慰他，我肯定那10个不反映正常情况的值，只是测试设备的毛病。

“和平”号的通讯系统实在可怕。所有的无线电通话都受到静电的干扰——声音沙沙作响，让我想起小时候通过圣诞老人送我的塑料步话机讲话。

卫星通讯系统则是加倍地糟糕。控制“和平”号的追踪点的天线电子盒冷却不足，引起故障。这个特殊的故障不是特别严重，因为并没有可以通讯的卫星。“和平”号使用的两个俄罗斯通讯轨道卫星之一，早超过了其设计的生命期限，已经停止工作，俄罗斯却没有钱来替换。另一个卫星正被运送到太空中的新地点，来接替失效的卫星，转移途中不能使用。没有卫星通讯系统的工作，双向电视电信会议就得停止。我们不能定期地见到我们的家人。凯瑟琳选择在我飞行期间与约翰住在星城，是为了利用我们每周有一次见面机会的便利，这下可要失望了。

所有的无线电通话都是视线通话。每次通过地面基地的天线，我们只能与地球方面通话五到六分钟。作为进一步减小成本的措施，俄罗斯只维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