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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丝毫没有放心。他压制住怒火，决定在与我进行再次交谈之后再对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关于我们血液测试结果的评价作出评论。通讯结束了，他平静地关机，然后找到我。

我告诉他，是的，我绝对肯定，20个值中有10个不正常。然后我安慰他，我肯定那10个不反映正常情况的值，只是测试设备的毛病。

在下一次通话中，瓦西里不再克制。他告诉他们，利宁杰博士，特别强调博士头衔，说测试值不正常，并且如果我们有那样的血液值，我们都已死掉。在整整六分钟的通话中，他冲地面吼叫，咆哮，完全失去了控制。在通话的最后，等到心理有些平静了，地面承认说，是的，20个值里确实有10个不正常。但地面主管者们仍旧坚持含糊其词地说，尽管血液测试是这样，他们仍觉得乙烯乙二醇的烟雾不是个问题。

从那一刻起，我们船员不再完全相信莫斯科任务主管者告诉我们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反对他们。我们会遵守他们的指示——无论如何，这不是叛变——但我们总要怀疑他们的意图。地面怀疑的不幸后果是船员内部团结的加强。我们变得更加亲密；尽管地面心理学家不断猜测，船员任何愤怒的表达，任何沮丧的发泄，都不是因彼此间的摩擦而产生，而是被地面试图强加给我们的主人…奴隶之间的关系而激化。

我们作为船员团结一致，摆脱地面的俄罗斯主管者的一个例子是，我的同伴告诉我他们所有的医疗需要都会完全依靠我。不仅如此，他们要求我不要与莫斯科讨论任何的医疗结果。他们希望所有事都在我们之间私下进行。所谓的与地面的私人医务会谈绝不是私人的，他们提醒我。实际上，他们说在这些想像的我自己与莫斯科医务人员的单独对话中，每个人都在听着并想抓住船员的话柄。我当然早知道事情会是这样的。我在决定将什么事告诉地球方面时，总是非常谨慎。

我逐渐意识到，对于在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人来说，空间站的持续存在是压倒一切的——比空间站上成员的健康更重要。他们的信条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和平”号存在下去，我们必须执行所有的命令，所有的决定都由他们来作。他们不期待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信息。船员与地面之间的信任彻底崩溃了。我们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加隔绝，更加孤立。

随着信任无可挽回地破裂，瓦西里在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眼中，但绝不是在船员的眼中，开始变成越来越有问题的指挥者。换句话说，他不会在莫斯科强加给所有的“和平”号船员的主仆关系中被动地扮演奴隶的角色。当他认为任务控制中心在他的飞船上叫我们忍受一种危险的环境或执行一项不安全的任务时，瓦西里开始在无线电通讯中质疑命令，公开反对。

应当承认，瓦西里承受着压力。我开始扮演一个精神病学家，让他在对我的信赖关系中，发泄被压抑的愤怒。我不能全心去听，不是因为他说的没有意义，恰恰是因为他说的许多话都是正确的。我害怕自己也会加入他消沉的心理状态中。

但在这样极端孤立与困难的工作条件下，时刻被地面上的“支援”者嘲弄，他们，像那头衔所指，应该是支援你，而不是责备你的。瓦西里在与地面主管者打交道时变得易怒，随时会失控。但他并不多疑，萨沙与我也不是。他讨论的问题与提出的反对都是正当的——即使莫斯科连听都不愿听。

我离开空间站不到一个月，瓦西里断然拒绝进行太空行走，因为他觉得不恰当，且自己没有受过训练。他知道自己的极限。他的任期仅剩为数不多的几天，为什么不坐等在星城训练场反复练习过太空行走步伐的新成员的到来？地球方面公开地批评他，斥责他，真的。在压力之下，瓦西里的心跳开始不规则。然后他被宣布健康状况不合格。地面上的俄罗斯医生催促他更多地服用“专门药品”，伏特加酒与白兰地。使用安眠药，使用镇静剂。他们用不适合瓦西里的方法来使他平静。

在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首席飞行指挥官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海报，画着与“和平”号空间站之间类似操纵木偶的连线。这生动地显示了俄罗斯的飞行指挥官如何看待他与船员的关系。

在我的飞船旅行中，我曾经亲眼目睹了地面与宇航员之间的职业工作关系能够多么富有成效。任务有所进展。团队工作成了所有关键性行动的中心环节。而当我在“和平”号上，我却看见了那么糟糕的、毁坏性的、反效果的，操纵木偶似的关系是怎样的。在我与俄罗斯人相处的所有经历中，俄罗斯飞行指挥官对其太空中的宇航员所表现出的明显的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