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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都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在服从命令。他也是在保护他那由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填写的报告单。他飞行的奖金，他用来养家的钱，都有赖于他的成绩。批评老师一定得不到好成绩。

我回到地球之后，朋友给我关于我在“和平”号上生活的报纸文章与新闻报告的剪报集。有时候，我会想报纸所谈论的那个空间站必定是另一个不同于我曾呆过的空间站。

举个例子，有篇报导，根据俄罗斯太空署解密的官方消息，这样写道：“俄罗斯官方昨天报告，“和平”号上发生了一次没有生命危险的火灾，这场火灾已经被船员在几秒钟内轻易扑灭。氧气罩被取出作为预防措施，但并不需要。没有人员伤亡。”他们在谈论哪座空间站？我们在“和平”号上遭遇的大火不可控制地燃烧了14分钟，空间站里充满了烟雾，浓烟滚滚，我们将近一个小时不能在自己的眼前数出自己的手指，如果没有带上个人氧气呼吸器，我们都会窒息而死。再多一点生命危险，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们就会有六个丧生的太空探险者。

所以，无论迈克·福阿莱怎么想，或者我回到地球之后听到了什么，我知道现实是大大的不同。我陷入了两难困境，因为一方面，我知道他需要足以捱过接下去的4个月的乐观与热情。另一方面，我必须给他一个印象，随时作最坏的打算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除非事情有了戏剧性的转变——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主要警报器显示关键系统故障的情况不会是偶然的，迈克需要保持警觉，准备好在任何时候作出回应。

我试图打断他的工作。我坚持让他亲身演示，怎样带上防毒面具，摸索着进入联盟号空间舱，怎样打开灭火器。总的来说，我想看看他在几秒钟，而不是几分钟之内，怎样应付那些环境。我觉得迈克以为我脑子受了过多的辐射，因为我坚持我们一步一步地完成这些基本的活动，但为逗我高兴，他完成了这些操练。

一旦我满意地看到迈克已经为最坏的形势作好了准备，我们就转向了更加平凡的努力。我指导他如何使用现在处于拼凑状态的洗手间，这与他在星城所学到的程序完全不同。我们打开了他的个人工具与实验用具。我描述电线在哪里，怎样旋下面板，面板后面有需要每周清洗的循环扇的入口，到哪里去找储存的多余食品。我尽力把自己所知的，并且他在这5天的交替时间内能够领会的告诉他。

到了我要离开的那一天，我给了他一个热烈的拥抱，在他耳边说了些鼓励的话，告诉他，他是那里最好的一个，他会干得很出色。我说“那里最好”有些私心——迈克像其他同来的人一样聪明、能干。他是在牛津受过训的物理学家，除了有超常的智力，还从心底相信，俄罗斯与美国人的合作不仅对空间计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世界和平也有战略意义。既然知道他和同来的人一样优秀，说句实话，我有些疑虑，他究竟能否很好地在“和平”号上坚持下去；或者，说得准确一些，我怀疑有谁，包括我的两名宇航员同伴，他们在接替者到来之前还有一个月的任期，能在“和平”号现存的条件下干得很好。

奇怪的是，对萨沙和瓦西里，我在空间站上五个月工作的两个后面四个月里的太空旅行同伴说再见，并不是特别困难。离开“和平”号并不使我难过。这不像是暑期度假之后离开湖边的帐篷，而更像从大学毕业——有一种成就感，但作好了迎接将来的准备。回家的念头，回到地球，重新生活在人群之中的念头，是这样的令人欣喜，以致我没有为离开而感到遗憾。我已经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到了该走的时间了。

我知道瓦西里和萨沙在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回家。我告诉他们，我很荣幸能与他们一起工作，并祝他们在空间站上剩下的日子里好运。我请他们照顾迈克，尤其在他逗留的初期。他们向我保证会的。我说的最后一件事是我热切希望见到他们回到地球，我会为他们的安全祈祷。

离开是计划的一部分，是在预期之内的。当两艘航天飞行器之间的舱门关闭，我不是特别地悲伤或愉快；我保持情绪的稳定。我承认能够再次说英语，听到家乡的消息当然是件好事。查理·普雷库尔特，爱琳·科林斯和我在亚特兰蒂斯号的中间甲板上互讲故事直到午夜之后。我正在回家。

23。连空气都是甜的（上）

渐渐地，“和平”号缩小得就像一颗明亮的恒星，然后消失在黑暗之中。我注视着黑暗，感到一阵刺痛——一种思乡的痛楚。

随着亚特兰蒂斯号渐渐远离“和平”号，我又一次可以看见空间站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