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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对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需要自己从头去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造，这个工作已经在七八十年前由马克思、恩格斯做过了。不过，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在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摸索之后所作出的一种历史性的选择。

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顾了中国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而历尽千辛万苦、寻找革命真理的经过。他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知道马克思、列宁这句话，不能从绝对的意义上去理解。事实上，在这之前，即1945年4月，他在《关于“七大”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就这样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据考证，在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是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册至124册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节译、中国人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尽管作者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连马克思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弄清楚，但这篇文章毕竟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半个世纪以后，第一次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及其学说了。

清末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曾亡命欧美。他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隔、矛盾深刻，敏锐地预感到，“社会主义其必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但他对社会主义并不真正了解。他认为，中国当时还处于“产业萎靡之时代，当未有容此问题（按即社会主义问题）发生之余地”。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及其战友朱执信等，曾经真诚地确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孙中山讲过，“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中国在学习欧美的时候，必须预防欧美社会已有的弊病和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因而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朱执信是同盟会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何香凝语）。他著文论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并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有所论列。孙中山等人“在主观上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压迫群众和剥削群众”，但他们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他们为了预防资本主义的流弊而提出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在实践中被还原成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这就是“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4页。

在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先进分子也仍然是主要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去寻找思想武器的。他们虽然知道社会主义思潮正在西方流行，一些人在自己的论著中对社会主义思潮也有所介绍和评论，但他们同时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0页。他们并没有想到要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指示中国的发展道路。

确实是十月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