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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红记》所写的王娇娘和申纯的爱情故事，在民间早有流传，曾被编写成小说和杂剧。显然，孟称舜是在这一基础上写成的《娇红记》，并加以丰富和发展的。

《娇红记》所表现的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主题，在元明间的戏曲中曾被反复表现过。但是，《娇红记》没有停留在它以前的爱情作品已达到的高度，无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或反映现实的深度上，它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闪烁着新的思想的光辉。

娇娘是作者着力歌颂的主要人物。她的性格特征，首先表现在她不同于那些在封建礼教重压下逆来顺受的软弱少女，而是竭力思考婚姻恋爱各方面的问题，形成了自己的恋爱观。她清醒地看到封建婚姻给广大青年造成的痛苦：“婚姻儿怎自由，好事常差谬。多少佳人错配了鸳鸯偶。”因而决不愿再蹈“古来多少佳人，匹配匪才，郁郁而终”和覆辙，主动选择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与其悔之于后，岂若择之于始。”她强调“择”应是“自择”。她对“卓文君之自求良偶”大加赞佩，认为“人生大幸，无过于斯”。娇娘还进一步提出了选择爱人的标准。她蔑视不学无术的纨袴子弟，也不要那些朝三暮四、轻薄无行的文人才士；她理想中的配偶是能够和她“死共穴、生同舍”的“同心子”。她认为能和这样的爱人结合，好使“身葬荒丘，情种来世，亦所不恨”。这一“同心子”的婚姻标准的提出值得我们重视，它把《西厢记》提出的，为以后许多爱情作品承袭的“郎才女貌”的婚姻标准，大大推进了一步，其实质是追求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爱情，带有较浓厚的现代**的色彩。娇娘的进步恋爱观的出现，提示了封建社会后期妇女的进一步觉醒，表明她们反对封建礼教束缚，希望主动掌握自己命运这一民主要求的增强。

然而，娇娘的爱情理想并没有得以实现的现实可能性，美好的愿望和残酷的现实之间构成了悲剧性的冲突，规定了娇娘的悲剧命运。但是，真正成功的悲剧人物，决不是匍匐在恶势力脚下的羔羊，正是在和恶势力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他们的性格迸发出耀眼夺目的光彩。娇娘经过私利的试探、考验，经历了种种误会和猜疑之后，终于和申纯从形体的倾慕进而到心灵的共鸣，她认定申纯是能和她白头相守的“同心子”，就毅然“全不顾礼法相差”，勇敢地和申纯结合。这与帅公子空虚的灵魂，卑下的品格，和只为满足兽欲而毫无爱情可言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娇娘的情人，申纯的形象也是很可爱的。他对爱情执着，不性困难和曲折。然而，申纯形象的主要特征，乃是在他的世界观中，明确地把婚姻恋爱放在科举功名之上。他说：“我不怕功名两字无，只怕姻缘一世虚。”他后来被迫应考，也只是把科举作为获得爱情的手段。因而，当他和娇娘的爱情受到摧残时，他毅然抛弃科举及第的“光辉”前程，和娇娘双双殉情。这种轻功名、重爱情的叛逆思想，和娇娘叛逆礼教的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不愧是娇娘的“同心子”。《娇红记》之前的爱情作品，例如《西厢记》、《牡丹亭》，他们的主人公虽也在婚姻上背叛礼教，但对功名，则大都采取热衷的态度。而申纯在这点上，认识却能高于他们。这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实认识的不断深化和觉醒。通过申纯这一形象，我们已可隐约窥见《红楼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的雏形。

娇娘和申纯形象的出现，是明代后期封建经济中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意识形态领域里左派王学倡导个性解放，以及市民阶层壮大，他们反封建的要求不断加强这一社会现实在文学中的反映；也显示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对爱情问题的认识在逐渐深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详细论述了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现代**的特点，指出这种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爱情，其强烈之程度，往往使相爱的双方为此会出生命。娇娘和申纯的“同心子”的爱情，正体现了这种现代**的特点。娇娘“自择佳配”的要求，与杜丽娘“花花草草由人恋”的要求一脉相承；而其与“同心子”结合的进步恋爱观，则给予它以后的伟大爱情作品《红楼梦》以影响。《红楼梦》所描写的宝黛的爱情，正是建立在背叛封建仕途经济这一“同心”的基础上。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娇红记》是介于《牡丹亭》与《红楼梦》之间的过渡作品，通过它，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爱情作品中反封建的优秀传统是怎样被继承着、发展着、光大着。

《娇红记》是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将封建社会中在婚姻问题上大量存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