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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此间“粤省大吏置之不问”，基本上持放任态度。两广当局之所以如此漠视国家利益，也与道光帝的“不作为”有关。当时，鉴于林则徐的下场，地方官对外不敢强硬；考虑到琦善的下场，地方官又不能软弱，加之不通时务，不悉外情，于是在外国人的步步紧逼之下，清政府对外政策继续着战前的懵懂和混乱，国家与民族的权益不断丧失。葡萄牙人拒交租金，两广官员甚至为之垫付，在税册上仍算葡萄牙人完纳，以便两方相安无事。

与此同时，中英之间围绕着“入城”问题，分歧巨大，双方一度剑拔弩张，差点儿兵戎相见。令大家喜出望外的是，此事最后获得了“圆满”解决。道光帝对此兴高采烈，自认为最令他头疼的“夷务”也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根据《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但只规定笼统的大原则，很多细节尚未敲定。譬如，英国商人到通商口岸做买卖，当他们带着家眷来到城门口时，守城官兵拒绝放人进城。英国商人毫不勉强，不让进就不进，住在城外还便于照顾买卖。但当英国领事带着眷属随从来到城下时，守城官兵也是一视同仁，枪一横，也不让进，这时问题就麻烦了。

原来，在鸦片战争前，外人来华只能住在城郊，不可随便进城，更不得在城内居住。清朝这一规定是要中国人同外国人分隔开来，因为天朝上国认为不同等级、不同开化程度的人不能混居，否则不仅有失体统，而且容易滋生事端。此时清政府不让英国人进城，既是维护天朝上国最后一丝颜面，也是充分考虑了中外民众发生不必要纠纷的可能。

但在英国人看来，能否允许进入城市，既关系着大清朝履行条约的诚意，更关系着英国人维护条约履行的能力和脸面，作为世界霸主的大英帝国的驻广州领事居然被拒于广州城外，说起来确实丢人。于是，1843年，正与两广总督耆英进行善后交涉的璞鼎查出示了中英《南京条约》的文本，要求耆英履行该条约第二款规定，让英国人进城。

耆英不懂英文，无奈，英国人现场翻译：“中国皇帝陛下同意，英国国民及其家人和仆从，从今以后获准居住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的城市和乡镇，以进行通商和贸易，女王陛下将指派监督或领事官员，驻扎上述城市和乡镇。”翻译完毕，英国人一脸洋洋自得的神态。

十六、王朝末路（5）

不料清朝官员不慌不忙，拿出一份中英《南京条约》的汉语文本，扔给英国人，既然你懂汉语，你自己看吧。

英国人满腹狐疑，拿起《南京条约》的汉语文本一看，顿时吸了口凉气。原来，《南京条约》第二款的汉语表达是这样的：“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南京条约》的英汉文本在英国人能不能入城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英文本说无论是英国商人，还是英国领事，都有权居住在五个通商口岸的城市；但汉文本却明确规定英国商人只能居住在通商口岸的港口，而港口是在城外的，看来英商只能居住在城外了。英国领事可以在通商口岸的“城邑”居住，但并没有界定“城邑”是城里还是城外，在此处应该指城里。

汉英两种文本表达不一，应该以哪个文本为准呢？《南京条约》没有规定。而且，最令英国人窝火的是《南京条约》英汉两种文本都是英国人单方面制定的。签订和约时，清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签字画押，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商量余地。算计来算计去，到头来英国人把自己算计进去了，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英国人狠了狠心，决定认账，放弃英商进城的要求，但要求英国领事能够进入广州城。耆英表示战争刚刚结束，民众惊魂未定，此时英国人如在广州城内居住，容易发生不测，需待双方继续进行一段时间的贸易，相安无事之后，再提此议。

耆英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未同意，但也未拒绝要求，并将该要求推到不可预见的将来。璞鼎查听耆英说得振振有辞，加之以前《虎门条约》的签订十分顺利，而且耆英还亲自出面替英国人在城外珠江边上租了一块地，允许他们在那里建房居住，所以，璞鼎查同意暂时搁置入城争议，留待以后再说。

转眼过了两年，道光二十五年（公历1845年）春，英国人又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双方公文往来几十次，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