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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藩：半个民国人（3）

那时候，我几乎天天去见胡适。有时他找我而我不在，他就把电话打到我的房东太太那里，房东太太跟我说：“你这个朋友，真是nice。”我问她：“为什么nice？”房东太太说，他的英文比你好得多。我说那当然，他在这里当大使。那时我们会在一起聊他们那个时代最好的散文家和政论。胡先生给我介绍了很多，他怕我买不起，介绍完了之后就买一些相关的书送给我。

5

我在北洋大学读到二年级的那个暑假，忽然想学哲学了，就考了清华的哲学系。考上了，我到了清华，去见了金岳霖。我跟他说：“时局如此，我很悲观，想学哲学。”

金岳霖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悲观吗？”

沈从文这个人简直妙极了！他是因为听胡先生说到我，就给我写信，他给我写的信比我给他写的信还多。他还给我找事情做，介绍我到《益世报》工作。因为那时候李书田跟我说，北洋大学毕业要到台湾去并不是很容易。沈从文非常可爱，人也非常真。我的文章也许不如他，可是我的字比他写得好。

开始写的信是什么内容现在都不记得了，大概是谈他的小说，像《边城》之类的这些文章。后来，大概就是在见了胡适的第二天，我见到了沈从文。我和沈从文就见过这一面，但是我们通信很多，包括我到台湾之后。我记得他写过这样的内容，他在信里说：你到台湾很对，现在我们这里到处是血与火。

我在台湾编译馆的时候，梁实秋是人文组的组长，李书田是自然组的组长。自然组有一兵一将，将是李书田，兵就是我。人文组也是一兵一将。后来梁实秋当了编译馆的馆长，把我的薪水加了一倍。那时候，我几乎天天到他家里去聊天，晚上就在他们家吃晚饭。梁先生从前的太太，也在编译馆。因为梁先生的儿子梁文骐留在了内地，梁师母就把我当成了儿子，所以每次我在他家里吃饭，梁师母就很高兴，可她总是会问我：“你给你妈写信了没有？”那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母亲在北京，我哪里敢往回写信啊。梁家的小妹对我虽然也不错，但毕竟是小孩子，看到自己的妈妈拿我当儿子，她也很高兴。

梁先生对我很好，客观地说，梁先生有些商人气，可能跟他的家庭环境有关系吧。

6

余英时比我小，我佩服他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的旧体诗写得真好。因为他没有见过胡适，而我见过胡适，他就觉得只要是陈之藩说的，那就很可靠。不过，胡先生在日记中骂过余英时，胡先生很少那样骂过人。我想大概是余英时刚到美国的时候才太露了，年轻气盛，让胡先生动了怒。余先生当然看到了这些内容，但他很大度，从来不计较这个。

余英时要是想让自己的东西传下去，就应该写得经济一些。不要动不动就长篇大论、著作等身，那么长的文章，谁看？

唐德刚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也会做旧诗，但是没有余英时写得那么好，那么工整。他写的打油诗，也押韵。其他的人，无非就是凑够了七个字一句，有那么点意思而已，算不上旧诗。

有一次我去美国，一个已经定居美国的出版过我的书的出版家请我吃饭，当时一起吃饭的有吴健雄、袁家骝夫妇，还有唐德刚。

我和杨振宁的关系时好时坏，现在可能是在低谷中。他和童元方的通信大概可以编一本书了，他们很聊得来。对于老师，中国和西方很不一样。中国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外国则是考完试之后就平起平坐。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吴大猷的学生，虽然他们系统的教育都是在国外接受的，但是他们对于吴大猷都还保持着中国人的尊师传统。这是两种价值观念的不同，比如说娶媳妇，在中国是男方出彩礼，在美国，则是女方出彩礼。结果有的人儿子结婚就在美国，女儿结婚就在中国，反正都不吃亏。这种人不是说不好，但是让人觉得太聪明了。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特别聪明的人，太聪明了，就不好做朋友了。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1）

倪匡

倪匡，原名倪聪，字亦明，祖籍浙江宁波市镇海县，生于上海市，1957年逃亡到香港。他是华人科幻小说界里的知名作家，被喻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著名作品包括《卫斯理系列》　、《原振侠系列》等。倪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