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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敬畏，也就没有了底线。除了怕强权、怕暴力，什么都不怕，还怕你几个读书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连只鸡都杀不死的，怕你个鸟！

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在乎自己；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最后就什么都不是；而一个民族如果什么都不敬畏，那就不但难有长进，没准连家底都保不住。一提起帝国主义的掠夺，我们就义愤填膺，却不肯想想，我们自己又烧了多少毁了多少？就在前不久，那个定海古城，还不是说拆就拆了？胆大包天嘛！

更可怕的还是“建设性破坏”：一哄而上的“现代建筑”，形同垃圾的“城市雕塑”，言之无物的“学术成果”，铺天盖地都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毫无敬畏之心。什么房子都敢盖，什么房子都敢拆，什么人都敢画图纸，什么人都敢写文章，什么颠三倒四着三不着两的话都敢讲。只要白大褂一穿，也甭管什么人，都敢在病人身上动刀子。

当然，随便读完什么书，也都敢发议论。

还有什么，比这种无所顾忌更可怕呢？

因此我以为，一个人，一个读书人，一定要有所敬畏，哪怕你一不信神二不怕鬼，哪怕你站着撒尿躺着读书。

。　想看书来

谁是最有知识的人

读书人，又叫知识分子。顾名思义，也就是有知识的人。

有知识的人受人尊敬，知识就是力量嘛！即便不是什么力量吧，至少也是体面。一个人，有知识，天上地下，过去未来，问什么知道什么，说什么像什么，或不管别人说什么都能插上一嘴，还能说得头头是道，自然让人敬重、佩服。这就有面子，就左右逢源，里外光鲜。所以，不管读过几本书，有没有知识，也都要作有知识状。就连那些星们，答起记者问来，也说自己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尽管其中一些人其实是更爱泡妞或者拍写真照的。如果这人又有个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就更是牛皮烘烘，非得表现出自己“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不可。反正不会有人像苏格拉底那样宣布自己无知，哪怕他是一个苏格拉底专家，一个讲希腊哲学的教授。

苏格拉底这人也真怪，居然说出“自知其无知”这样一点也不世故的蠢话来。你说他谦虚吧，他说他是雅典城里最有智慧的人；你说他狂妄吧，他又说他的智慧只不过是知道自己无知。这简直就是开玩笑！最有智慧的人居然是最无知的人，那么，最有知识的岂不成了最没智慧的？难怪愤怒的雅典公民要用民主的方式把他送进阎王殿了。

其实，苏格拉底并没有说智慧就是无知，而是说，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无知。知道无知和无知不是一个概念。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那是真无知。如果居然知道自己无知，就不无知了，因为他至少有自知之明。因此，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不但是最有智慧的人，而且也是最有知识的人。有知识，才会知道知识是不可穷尽的。世界上没有人全知。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知道因特网嘛！正因为没有人全知，这才要对知识、对真理心存一份敬畏。有此敬畏，才有对知识和真理的探求，知识和真理也才会和我们一路同行。如果你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能解释，还读什么书、搞什么科学研究呢？

所以，苏格拉底和别人讨论问题（这是他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并不要求一定要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反倒更喜欢得不出结论。大家都理屈词穷，大家都山穷水尽，也就皆大欢喜。皆大欢喜，不是因为大家都摆平了（这是中国人的想法），而是证明人的认识能力确实有限，没有人无所不知。能意识到这一点，就算是达到了最高智慧的境界。

其实，不要说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便是一般意义上的“无知”，有时也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知之甚多和习以为常反倒可能是深入理解的大敌。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从而由无知而有所知。但其前提，却是“自知其无知”。

中国的传统正好相反。读书做学问，是为了证明自己无所不知。中国的读书人最耻言无知。说人无知，无异于挖人祖坟。但不说别人无知，又如何证明自己有知？所以又非说不可。于是，一旦发现别人的文章里有了“硬伤”，就幸灾乐祸，奔走相告，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那意思是说，你不是知识分子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这回露马脚了吧？看你还敢再牛！不是说发现了错误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