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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接受化疗和镭射。

父亲在肿瘤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入院时，人已经很难独自行走。出院后体况有所改善，不用他人协助可以自己行动。医生说病情暂时得到控制，下一步回家继续配合治疗。

从老街去趟市区的肿瘤医院要转三趟车，包括黄浦江摆渡，没有几个小时下不来。

我陪着父亲早早走出家门，赶到医院，通常接近中午时分。父亲还要进行化疗或者是接受镭射，接着赶回家，一天下来，就是我这年轻小伙已经疲惫不堪。何况父亲重病在身，还接受相当折腾人的化疗和镭射。

我插队时担任人民公社团委书记一职。公社有两台车，一台箱型的，是公社干部出没的座驾。还有一台文化站的小四轮，晚间放电影跑片专用的。虽然处于*后期，但只要同文化牵扯的事，还是被高度重视。

我同文化站长关系不错，提出借用站里公车送我父亲每月定期去市区医院化疗。

站长答应了。那天我们八点才出门，九点刚过顺利到达上海肿瘤医院，中午十二点不到，父亲完成了全部治疗项目已经返家了。

奶奶特意宰了一只鸡，犒劳一路辛苦的站长。毕竟，他晚上还要放电影，这白天本来是他休息的时段。

父亲那天感觉自然是好多了。但是，等到站长前脚出门，父亲后手就把我召唤到床前，说接送医院之事，只此一回，下不为例。

我说都跟站长好，反正每月只是一次，他表示完全有能力应对。

不，父亲相当坚持，我们还是乘公交，你还年轻，不能动用公家资源做私事。但你身体是特殊情况，要不我干脆向组织提交书面请求。我有点着急。

今后假如你还弄车，你自己坐，我一个人搭乘公交来回。父亲把话说到了这份上，我自然也是无言以对。

记得父亲主动开口提要求，是病重弥留之际。1977年11初，父亲病情严重恶化。我一直守候在父亲床前，一天上午，父亲突然说想吃西瓜。当年不像现在，没有大棚温室之类的新式反季节蔬果，都11月初了，西瓜是道难题。

我挖空心思想了好久，出门了。找属下公社供销社的团支部书记。只是完全没有把握，碰碰运气而已。

团支书姓吴，找到吴书记后，他说，你真还找对了人，我这边确实保留着几个西瓜。他当场带我去库房，只见十来个西瓜静静地躺在草席上。吴书记挑了两个，据他经验判断是最好的，递给我。我要付钱，他拒绝，说就算是侄子给伯伯的那点心意。

其实，供销社虽然隶属公社管，他们是商业单位，在供给相当紧凑的年代，这是非常吃香的单位，职工很有点沾单位光的意思，瞧不太起其他一些单位的人，尤其是农村生产大队的。这就让我不太舒服，何必，仅仅革命工作分工不同而已，这单位又不是你家自留地，哪来那么多的优越感觉。

所以，平日里我有点不见待供销社那位团支部吴书记的意思。这点，他本人也肯定有所感觉。

自从西瓜事件后，我的看法有很大转变。也不是得了西瓜便宜就卖乖，实在是父亲轻易不主动开口要求，这或者是他为数不多的人生要求了，一旦难以满足，我实在会非常非常地歉疚。

其实，那西瓜父亲根本没能吃上几口，也仅仅个念想而已。

当时，父亲已经知道国家恢复高考了，也知道我已经报了名，更知道由于他自己的健康状况特别令人担忧，我已经表示准备放弃下个月就要举行的高考了。

父亲说，自己这一生没有类似太爷和爷爷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就是一个安安静静做工谋生养家糊口的小老百姓。但是，他确实没有做过任何损人利己的事情，一辈子都可以问心无愧，安安心心地告别人世。

但仍然有遗憾，第一，无法给自己的母亲，就是我奶奶养老送终，尽一个儿子应有的孝道；还有就是，耽误了我的前程，眼看我多年向往的大学梦又将成为泡影。

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即便我能够考取大学，父亲又熬不过眼下这关。那么，全家奶奶、母亲和我三口，靠母亲三十几块工资，供我上大学肯定不现实。

我劝慰父亲说，我们会全力照顾好奶奶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只要安心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关于上大学的事，公社领导说了，可以先让我招工进工矿企业，然后从企业考大学可以带薪学习。虽然这趟车赶不上，不一定永远失去机会。

父亲勉强挤出一点笑说，这些我都相信。你真的要努力争取考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