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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同事梁文道就是其一，因为有二十多年抽烟历史的梁兄，新的一年就要面临更加严酷的香港禁烟环境。但他不仅誓言宁可多回内地工作也不会戒烟，而且还在自己的报刊专栏中一再强调“人也有抽烟的自由”，更反控香港社会没有理性讨论禁烟政策，而是把吸烟者单纯地“妖魔化”。他的文章又引来一批读者的反弹，指斥他“教坏人”，真是好不热闹。根据香港最新的禁烟律，自元旦开始，全港一千二百多个公众娱乐场所，包括茶餐厅在内的所有饮食场所以及KTV、麻雀馆、夜总会等，全都禁止吸烟。甚至连大一点的公园里都要划出一小块地方，作为特定的吸烟区。按照文道兄的说法，今后他除了在家里面，外出要吸烟只有站在街头了。严格来说，街头也只有有标示的特定地点才可以吸烟。）实际上，本人十多年前就因《亚洲周刊》所在的办公楼里不准再吸烟，经常到楼下铜锣湾海边“企街”粤语“闲逛”的意思）。后来因为每天要编写的稿件实在太多，没有时间下去三十多层过烟瘾，居然只一两个月就结束了逾二十年的“抽烟史”，从此不沾。

所以，如果有谁真的想要戒烟，香港也许是华人世界当中最理想的地方。首先是政府对香烟抽重税，弄得烟价特别贵，一般要三十多元港币一包，等于内地的两三倍。早先不少人利用去深圳等地带回免税烟，后来当局把数量由原先的一条减少到三五包，而且还规定当天来回的不许带。这也造成走私香烟的生意，但抓到查出毕竟要吃官司的。相比之下，香港人还是比较守规矩，像大楼的电梯里面不准吸烟，“罚款五千”的警告就贴在你面前，就看不到有谁敢于违反，不像内地许多人（特别是地方上的官员和暴发户）进了电梯照抽不误。新的法律生效之后，难说处处都能严格实行，例如电影院的午夜场，只是知法犯法者随时有可能被当局检控，一般民众都知道会付出怎样的沉重代价。但在我看来，对吸烟者的最大压力还是来自社会，而这种压力正是内地所缺乏的。所谓社会压力，就是吸烟者被多数人（包括自己最密切的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公司同事等）视为异类。梁文道兄一定深有其感，才会如此抱怨：一月一日开始，茶餐厅不准吸烟，那些人便要走到街外吸烟，路人自然对这些烟民投以一个好鄙视的眼神。烟民不准留在餐厅，公园不准吸烟，在街道抽烟则被人白眼，最后被迫去街角抽烟，如像道友吸毒。”新法施行，香港政府最担心的是来自内地的游客违章。目前的措施是通过中国国家旅游局的官方网站发布“提示”，介绍香港的新规定。但我保证不会有多少人注意。旅行社的导游应该会特别提醒内地游客，如果犯法出事大家都麻烦，问题在于越来越多的“自由行”散客。也许用不了多少天，有几个来自内地的“老烟枪”真的被抓、被罚钱，引起内地媒体的一阵“恶炒”，才有可能得到内地来客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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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终点走向历史的开端

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都代表着中国一整段历史的结束。香港正是标明这段历史起始和终结的记号。过了这一天，香港又站到了一个新起点上，中国也站到了新起点上。但未来的历史轨迹会通向何方，今后的香港又会在这条轨迹上留下怎样的记号？要回答这样一个大问题，或许可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历史中找到启示。谢晋赶在香港回归前推出耗资人民币一亿元的电影巨制《鸦片战争》，就有着这样的用意。“一个人只有真正站起来的时候，才能反思跪着的历史。”谢晋的这句话没有讲明究竟应该怎样来反思，但他用自己的影片做了回答。就和今天中国收回香港一样，如果用电影来重现那一段历史只是为了洗涤自己的陈耻旧辱，那只表明这个民族仍没有多大的长进。《鸦片战争》超出一般人预料之处，在于编导借用这一历史事件，又是在这段历史走向终结的时刻，引导国人去思考“封闭僵硬而又偏激自大的中华文明突然与来势汹汹而又纯然陌生的欧洲文明狭路相逢”，为什么一定会产生悲剧性结局的原因。影片带有强烈的批判性。谢晋借用剧中中国人的眼和口来揭示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同样也借用英国人的眼和口来批判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一手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人义律既是嘲笑又是直言：“要是你们把餐桌上的天才用一点到炮台上去，今天就轮到我们求和了。”如今英国人可以算是求和了，但中国人是否彻底摆脱了“封闭僵硬而自傲自大”的可悲状态呢？林则徐销烟，英国人开来了坚船利炮；林则徐主战，英国人把舰队开到天津大沽，直逼京师。林则徐的主张没有错，但他救不了大清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