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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法性与血酬的关系，可有这样一个公式：

合法性=血酬＋治道（治理之道）

如果一个后代皇帝昏庸无道，那么他留给更后代的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就更加微薄。如果这个后代皇帝励精图治，那么他的政治遗产就在血酬之上更有自己奋斗出来的治道分量。治道通过代代的积累可以逐渐提高王朝的合法性，并抵消掉血酬值的递减。而由于血酬值每代递减，越是后代的皇帝就越需要奋发图强。可历史偏不是这样。这样殚精竭虑为天下治的后代皇帝每个王朝只出那么几个，而创造出来的盛世每朝也就一个多点。其他的后代皇帝就在祖宗的血酬与盛世的荫庇中过活，享受，糜烂。

如万历皇帝从勤勉治国到后来因张居正表里不一而心灰意懒，是明朝的一个转折。最后的崇祯帝即使再励精图治，也难挽将倾之社稷，因为这时的血酬已逼近零值，而治道的分量再难达到合法性的阀值了。

清朝时有一个康乾盛世，而后就每况愈下，直到同治中兴。后者可说是个盛世，同治死得早，到光绪变法百日而败，清朝的合法性也就接近那个历史阀值了。

每到合法性逼近历史阀值的时候，或坐等灭亡，或赶紧改革——以期加高王朝的堤坝来抵御历史动力所产生的洪水。但随着血酬值归零，再怎么图强、改革、变法，都是没用的。因为这时候，王朝的根基不在了，反对者一样可以图强、改革、变法，凭什么就是你呢。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王朝到了末期比较容易被推翻的原因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王朝早晚会覆灭的原因——成也血酬，败也血酬。

历史的总报应

二、史辨（5）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统计一下，多少人靠着讲史、演史、写史吃饭啊。但若抛开那些光彩照人的历史任务，仔细探究中国历史的底细眉目，就会发觉，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却都是中国历史给予的报应。

自陈胜吴广始，中国解决制度危机的方式就是暴力。农民起义是一场轮回，新建立起来的王朝是一场轮回。

在这样的轮回中，能产生的积累就是历史、文学与伦理。在历史中积累历史，再自然不过了。从文学看，诗词歌赋曲剧小说自不必多说，就是那些煌煌历史著作也堪称文学巨制。而历史与文学都是纸面的东东，只有伦理，不仅有来自历史、史书的那份神圣，而且有文学作品的渲染，更具备了可说是血腥的实战功能。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事，先做人。

——这个“做人”，就是做伦理。

中国的伦理可能来自于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学吧。但还可以看出，法家的权术以及老庄的阴阳之法也在其中，还有很多厚黑学的技术与潜规则的知识。中国的伦理实在是一个大杂烩，当然也可以从中理出些头绪来。

中国的伦理就是如何在父母、亲人、家庭、朋友、工作单位、社会当中努力做一个“好人”。

——这个“好人”，就是“圣人”的现实肉身简装版。

与好人相对的，是坏人。好人与坏人，类似君子与小人的二元态势。如何做一个好人，自然离不开中国伦理所竭力倡导的那些美德：忠诚、信义、孝悌、友爱、节俭……世世代代被歌功颂德的，大多是些好人。但这些好人在活着的时候，大多打不过坏人，也没坏人活得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坏人更能适应中国的伦理生态。那中国的伦理生态到底怎样呢？

小人有时也是君子，坏人也可以是好人。人性本来就很复杂。但这样的复杂还是有则可循的。即使是小人、坏人，他们对待父母、亲人、朋友还可能更孝、更爱、更忠义，而对待社会、天下或陌生人，则可以不孝、不爱、不忠义，而且会变得非常残忍。也就是说，在中国伦理当中，忠诚、信义、孝悌、友爱、节俭，这些伦理价值都是有范围、有限制的，都不是什么普适的价值。而一个君子、好人，无非是把这些伦理价值的范围扩大了一些，把限制放到更远的地方去而已。大，不过到大海。全，不过在中国。

一个人治的社会，情大于法，法只在情不得解的情况下施行。不尊重规矩，但很尊重规矩的制定者，于是谁都想自己成为这个人。权力崇拜，在权力的角逐中运用忠诚、信义、孝悌、友爱、节俭等，使之看起来更像一门门的技术。

这就是中国的伦理生态。这个伦理生态是残缺的，它抛弃了真，使得善独自占据了制高点。而“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真实，一个是真理。就真实而言，中国人一直就处在自欺欺人当中。就真理来说，这是不少中国人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