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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得出结论，与法西斯侵略者作斗争的最好手段是，在白天或夜晚变换各种办法与敌人展开近战。我们应该尽量靠近敌人，使敌人的航空兵无法轰炸我们的前沿阵地或战壕。要使每个德国兵都觉得，他正处在俄国武器的瞄准之下，随时都可以请他饱尝一颗致命的铅弹。

这些想法是我在思考斯大林格勒的命运时产生的。我觉得，恰恰是在这城市争夺战中，才可以迫使敌人接受近战，并打掉敌人手中的主要王牌——空军。

1942年9月11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要召见我。这个军事委员会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和联合军事委员会。

我告别了舒米洛夫、阿布拉莫夫、谢尔久克、拉斯金内和其他同志，乘车从别克托夫卡前往方面军司令部，它设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亚梅。

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离开战场，没有看到自己的后方了。

通往后方的道路繁忙拥挤。小路上挤满了后撤的部队和难民，法西斯飞机对这些向东疏散的和平居民进行野蛮的袭击。渡口上拥挤不堪。在伏尔加河各条支流运行的渡船常出故障，而且每次都超载。

在伏尔加河岸边，聚集着许多满载伤员的马车和汽车。看到这种情景，我心如刀绞，但我去爱莫能助。人们看到我佩带着将军军衔，都围拢上来询问：

“城里情况怎么样？”“我们会放弃斯大林格勒吗？”“什么时候停止撤退？”。

我当时不知道统帅部和方面军首长的计划，但我始终坚信，我们将全力保卫斯大林格勒。

“我们不会放弃斯大林格勒！”我对伤员们说：“不可能放弃！我们已经无处可退了！”

但是，当人们问我，什么时候来船把他们运走时，我却无言以对。

伤员们躺在露天里。身上的绷带沾满了血污和尘土，看上去象染过颜色的树皮。饮食没有保障。医护人员累得东倒西歪。

在一个渡口旁，有一所野战医院。我走进手术室，那里正为一个背部被迫击炮弹片炸伤的战士做手术。外科医生和护士们的脸色比他们的工作服还要白。他们劳累过度，睡眠不足，都已疲　惫不堪。伤员在呻吟，手术台旁的盆里放着血红的纱布。医生打量了我一眼，又继续工作。他刚做完一个手术，又要做下一个，也不知是今天的第几个了。

另一个头部负伤的战士被抬上了手术台。他断断续续地低声说着什么。从伤口上取下绷带时，他一定非常疼痛，但他只是呻吟，没有喊出声来。其他几张手术台上的情况也是一样。我感到头晕，感到有点恶心。这里也是前线呀。

夜里，我们渡过了伏尔加河。

河的右岸大火熊熊，火光不仅照亮了河面，也照亮了左岸。行车可以不开大灯。我们沿蜿蜒的道路行驶，有几次几乎是沿河边走。有时德军炮弹飞过城市和河面，落在左岸。这是法西斯在有目的轰击从东面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道路。没有经过战阵的人会以为，在这火光冲天的城市里，已经没有生存之地了，一切都被毁灭了。但我知道，在河对岸的战斗仍在继续，这是一场气壮山河的战斗。

我们一行4个人：我、我的副官I·A·克利莫夫、司机卡尤姆·卡利穆林和传令兵列沃利德·西多林。

我们午夜时赶到亚梅村，更确切些说，我找到了不久前亚梅村所处的位置。德军用远程炮火和空中轰炸摧毁了这个村子，残破的房屋被我军拆去构筑掩蔽部或当柴烧了。当然，我在这里没有找到方面军司令部，甚至连一个知道方面军司令部现在何处的人都没找到。

记不清我们坐着车在这村子周围绕了多久。大约午夜2时，我们找到了第64集团军后勤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将军的掩蔽部，他把我送到了方面军司令部。

方面军司令军设在地下掩蔽部里，上面用灌木丛做了巧妙的伪装。值班将军告诉我，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参谋长刚刚躺下休息。召我到司令部来的原因他不清楚，他建议我也休息一下，天亮再说。毫无办法，我只得去找亚历山德罗夫借宿。

战斗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安安稳稳地睡了个觉。战场距这里8—9公里，与敌人隔着一条伏尔加河，所以我不用担心夜里会发生意外。

9月12日10时整，我来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并立即受到司令员廖缅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