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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人民的、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要求采取这样的战略。如果不把一切可能的因素都调动起来抗日，中国就有将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的危险——它的人民将遭受双重的奴役。但如果中国奋力反击，那末主张国内政治和社会革新的力量——如果它们在抵抗运动中表现得最坚决、最有效——将会扩大、经受锻炼并取得领导地位。

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首先，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有经验的、有远见的革命核心力量，其所处地理位置要便于充当民族抗战的先锋。这个条件正在形成。中国红军在1934—1935年的长征中所经受的锻炼和考验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因为未能保卫住在中南地区的老根据地而进行长征，但在长征后却胜利地到达了华北抗日前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途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在政策上日趋成熟的结果。在党内，过去那种只起消极作用、自我孤立的“左”倾路线逐步得到克服。对全国来说，长征的胜利显示了一条客观真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一支尽管没有坦克、飞机或其他现代装备但有群众基础的军队，是不可能被拥有这一切武器但没有人民支持的敌人所粉碎的。对日抗战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和能力。

共产国际在第7次大会上（1935年7—8月），由于世界局势发展的影响，也从第6次大会（1928年）后的“左”倾路线转向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转变是由新任主席的季米特洛夫在主旨演说中宣布的，他本人因为在希特勒炮制的“国会纵火案”审讯中所表现的非凡勇气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象征。各国的共产党人解脱了自己给自己加上的宗派主义束缚，有了宽广的胸襟和新的思想武装，在反法西斯的千军万马中就能够成为前锋和核心，后来的事实也确是如此。

宋庆龄本人在世界上“超前的反法西斯”行列中早就赢得了受尊敬的地位。她的反法西斯思想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期。她的这一立场甚至在德国纳粹掌权之前很久就很明确。她不但在日本、也在蒋介石的亲信和杀手组织“蓝衣社”身上，闻到了同纳粹一脉相通的气息。

不仅如此，她还相信，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威胁以及国内法西斯的反动暴力都是能够战胜的，因为促使它们最终失败的核心力量已经存在。她对来访的前美国驻德大使威廉·F·多德（通过在德国的亲身经历，他成为坚定的反法西斯人士）说，“你一定已经看到了这里的情况有多糟。但我相信会好起来。中国有一个共产党，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

这个希望国长征的胜利而证明是能够实现的。红军最后到达了密迩抗日前线的陕北。

1935年8月1日，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号召（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

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孙科以及其他曾接近孙中山的人士很快相继表示欢迎中共的“八一宣言”。后来就有了同来自共产党新根据地的使者的个人接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救国”——这些现在成了人民群众最热烈响应的口号。

应该提到，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宋庆龄就同上海及江苏的中共组织一起筹备成立一个名为“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并同意担任会长。曾在美国留学的章汉夫担任这个组织的书记（章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在1933年3月8日举行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上的讲话中，她提出了对日抗战的四点主张：（一）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二）武装人民，组织义勇军；（三）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停止迫害革命分子；（四）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进攻。①实际上，后三点是同年1月17日中共和红军所发表的共同抗日宣言中提出来的。当时的中共和红军除受到军事进攻和白色恐怖外，还受到严密的新闻封锁，国民党统治区的传播媒介都不准发表任何中共方面的信息。现在宋庆龄传播了中共的重要主张，这可以说是从1927年武汉时期以来她同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整体——的第一次正式合作。

①《宋庆龄女士演说词》原载英文《中国网》第2卷第3期，1933年3月22日出版。

但在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仍很严重，使这个本来应是具有广泛性的爱国团体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蠢事，如公开购买武器、鼓吹武装暴动等，因此总部遭租界捕房搜查、人员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