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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以药物为导向的医疗方式。实际上，如果对利润没有帮助的话，如果这些“教育”仅仅是教育而对销售没有影响的话，制药公司的管理人员早就卷铺盖走人了。毕竟，这是股东的企业，管理人员的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往外送钱。

而要宽恕医生、医生协会或组织就困难多了。名副其实的医药教育应当是对所有证据进行毫无偏见的分析，应当由与所讨论的药物没有利害关系的专家进行评价。教育医生是医学院及其员工以及职业团体的责任。不履行这项责任是错误的，而将这责任推给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制药业并且假作不知，更是错上加错。但这个高贵的行业就是这样错下去，证明了“美食、奉承和友情”——以及金钱，许多许多的金钱——的力量。

制药业之外没有人计算过本章中描述的教育活动的成本总额，因为这并不是公开的信息。但是，此类活动占据了大型制药公司销售预算中的很大部分。这是一笔出人意料的巨大数额，代表了对教育的贡献。这种伪装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问题——行业的腐败、对处方药的误用和滥用以及我们将在第十二章看到的——认为“制药业提供了真正的医药教育，并且可以将合法的教育费用与非法的推广活动区分开来”的错误认识，导致了政府调查和法律诉讼的泛滥。如果我们承认制药公司根本就不可能为自己的产品提供任何不带偏见的教育，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寻求将“教育资金”和回扣区分开来的界限了，而这正是卫生与公共事务部总监察长努力想完成、但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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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成研究的推广（1）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变成一个用药过度的社会。医生被制药业灌输得太多了，他们被教育的唯一内容就是开处方。而且，大多数医生感到时间有限，通常会很快开处方。患者也被制药业的广告进行了很好的教育。经过教育后，他们认为，如果病人离开医生办公室的时候没有得到处方，那就是医生没有尽到职责。结果就是许多本来可以用其他更好的方式治病的人却都选择了吃药。假设你是一家大型制药公司。你制造了一种药物，但它的用途非常有限——比方说，只适用于仅有25万名患者的疾病。你怎样才能将它变成一种畅销药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你可以在临床实验中测试它在其他疾病下的疗效。如果临床实验证实药物是安全有效的，你就可以向FDA申请批准将其用于其他用途。例如，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就是这样推广Taxol的。Taxol一开始被用于治疗子宫癌，但是该公司很快就进行了其他用途的临床实验，测试该药物对乳腺癌以及肺癌的疗效——并且成功了。这就使得该药的市场极大地扩展了。

另一种方法，你可以就未被批准的用途（“标签说明之外的用途”）推广药物——只不过这样做是违法的。你可以按FDA批准药物的标准来进行研究，然后再用所有的好结果“教育”医生。这样你就能战胜法律。你可以说你并没有推广药物未经批准的用途；你只不过是将研究的结果散布给医生——他们可以合法地将药物用到任何用途。但是，这是对伪研究的伪教育。其实质就是推广。

Neurontin的案例

帕克戴维实验室（Parke…Davis）对它的治疗癫痫症药物Neurontin采用的就是第二种策略。帕克戴维实验室是华纳兰伯特制药公司（Warner…Lambert）的一个分支，而后者又在2000年被制药业巨人辉瑞公司并购。1996年，帕克戴维实验室的一名销售代表大卫·富兰克林（David　P。　Franklin）（因为他受过额外的技巧训练，又被称为“医药联络员”）将该公司告上了法庭，罪名是欺诈公共医疗补助计划以及其他政府健康计划（作为内部举报人，他将得到罚款中的一部分）。富兰克林有数千份内部文件。他指控该公司执行了一项大规模的非法计划，在未经批准的用途上推销药物Neurontin——主要是通过给学术专家报酬，让他们在称赞该药物对其他疾病有效的蹩脚的研究论文上署名。

最终，联邦起诉人下达了支持富兰克林的指令，对该公司发起了刑事和民事的调查。同时有4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采取了类似行动。到2002年，在媒体的要求下，法庭记录很多都被公开了。这些记录表明，这是一场范围极为广泛的协同行动。这里所用的资料是报纸上披露的富兰克林的指控以及法院披露的该公司的记录。

Neurontin是1994年被FDA批准仅限于治疗癫痫症，而且必须是在其他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