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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按照这一政策方针去做，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就能发展，就能繁荣。相反，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会停滞，就会枯萎，就会倒退。

当时国内的情形是，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加快建设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把新中国建设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些变化，也推动了我们国内思想解放要求的产生。为适应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任务。广大人民群众也迫切地要求扩大和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生活，迫切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颇不寻常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一开始就向到会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想不想走？”

中国当然是不想走。

现在的问题是，为了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中国该怎么办？

毛泽东接着回答了自己刚提出来的问题。他说：“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于是他便根据自己的认识讲了10个问题，即《论十大关系》。其中就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明确地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另一种学术。

5月2日，在第二次谈“十大关系”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说：

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又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话说回来，“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八个字，作为一种方向，一种提倡，毛泽东早在1956年以前就提出过，只不过不是同时提出来，也不是作为一种政策提出来的。

早在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请毛泽东题词，他就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当时戏曲界对于发展京剧问题有不同意见，发生了争论。有的人主张对京剧不能批评，而应当完全继承；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京剧落后，宣扬封建思想，应当完全否定。针对这些不同意见，毛泽东则认为各种戏曲都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从当时情况看，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主要指的是戏曲创作和表演。

“百家争鸣”是1953年毛泽东对历史研究工作提出的方针。那一年，中央宣传部组织了一个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任委员会主任。陈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就对他提出“百家争鸣”四字方针。显然，这也是针对当时的历史研究而言的。

这一次，“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同时提出，并且是作为党在文化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这却是头一回。

毋庸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确实出现了不少的问题，突出的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建国以后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几次重大的批判运动，促使了“左”的思想倾向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滋生和发展。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混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对于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的不同意见动辄上纲上线，乱扣政治帽子。与此同时，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下，把苏联的一些错误作风错误做法（诸如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宗派主义以及政治干预学术）也都“学习”过来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对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极为不利的气氛和局面。当时，在由《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