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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下，批判味道也很浓，上纲也很高。

李：对于吴晗，周扬当时是什么态度？有没有和你们私下谈论过？

龚：说过。周扬说，无论如何，民主革命时期，吴晗还是个左派，总不能说他是有意识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能说是无意之中。

李：中宣部组织的这篇批判文章发表没有？

龚：发表了。中宣部组织的这篇文章题目叫《〈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署名方求。1965年12月26日发表。当时我们还很得意，认为没有讲罢官问题。后来这也成了后来挨批判的一个罪状。

李：就是说，对于罢官问题，你们心里实际上已经知道是一个敏感问题。

龚：周扬私下说过：“如果要说问题严重，那还是罢官问题，但不能提。一个是海瑞是毛主席提倡讲的，另外吴晗也不会说是毛主席讲过的。这里讲的是社会思潮，泛泛而谈就可以了。”

李：从这一点来看，周扬还是很有政治经验的。

龚：当时对姚文元文章的背景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只好硬着头皮写。周扬这次他认为写得不错，没有做什么修改。他还说：“听说吴晗有委屈，觉得与孟超、田汉相提并论。他有什么委屈？田汉老资格了，孟超也是。我青年的时候，田汉大名鼎鼎，见上一次面也不错！”

李：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没有？

龚：关锋和威本禹的文章后来没有发表。关锋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是和蒋介石的新思想运动一样，我们不同意，关锋讲一个字也不能改。我们只好给中央五人小组写报告，请他们指示。

李：是不是关锋私下有后台，不然他怎么会这样呢2

龚：不清楚。也许得到了某种暗示。戚本禹他没写完。只写了从海瑞罢官到国防部长（兵部侍郎）。我们不敢发，从来没有想到要提彭德怀。我们还是打报告上去，问是否可以提到彭德怀问题。

李：看来1996年的春天，中宣部里面还真是复杂得很。

龚：我印象中关锋也写过道德继承论的文章，就找了出来，在给五人小组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件事，说他原来跟吴晗的观点差不多。1966年4月底，听说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就要发表了，我们忽然彻底被甩开了。

李：有没有措手不及的感觉？

龚：当然有。正在这时周扬病了，得了癌症，是肺癌。组织文章的事情就由另一个副部长许立群负责。许立群不同意发他们两个人的文章，五人小组也没有回话。情况很快也就变化了。

李：你们当时写的这些情况反映和请示报告是不是还在？

龚：可能还在。当时谭元寿由于演出了《海瑞罢官》也写出检讨，说自己没文化。我们又写了一个情况上去，认为不要追究这些演员的责任。还有《光明日报》等文章提到了郭沫若、范文澜，我们也把情况反映上去。郭沫若写过关于海瑞的诗，很紧张，把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找去，说：“我这个人要揭开盖子，臭得很。”我们分析，原因大概是郭老游海南，写过凭吊和赞扬海瑞的诗，批评吴晗和翦伯赞的历史观之后，恍明日报》等报纸的内参刊物不断反映学术界不少人说，郭老和范老文澜也发表过相似的观点，这些内刊郭老都能看到。张劲夫也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后来说我们反映这些情况，是打击左派，是收集的黑材料。

李：如果把整个过程都写出来，一定是很重要的历史记录。

龚：等有时间再说。

李：你在“文革”前的最后一次见周扬是什么时候？

龚：具体日子说不准。他在医院里做手术期间，我们去阜外医院去看过他。他快做手术。为了不烦扰他，上述这些棘手的事情，没有同他谈。只是问候问候，谈些轻松的话题。江青的《纪要》发表。周扬说：“我有两个癌。一个是肺癌，一个是30年代。肺癌手术不知前景如何，手术可能动得好，也可能动不好。生死未卜啊！”他情绪低沉。我们尽量说些安慰他的话。后来他的手术动得很成功。为酬谢医生，中宣部请他们看了一部很好的法国电影。刘少奇带话要周扬好好检讨，养病。他到天津住。深秋或者冬天，才把他从天津弄回来批判。

李：第一篇点名批判周扬的文章好像是在《光明日报》发表的。

龚：那篇文章是阮铭写的。我们也挨批了。开始还怀疑周扬是否还活着。等把他带回部里批判，发现他身体还不错。有一次我还作为陪斗对象一度被叫到台上。批判我们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