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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在脑海中想象买一件礼物以给她那天使一样的朋友一个惊喜，有时给他买一台过时的、被烟熏成紫色的相机，有时从达克他山上买一把摇椅或是一个有檀香味的鼻烟盒。这些礼物送去后，又会送去几张暂新的钞票。她气喘吁吁地跑去又气喘吁吁地离开，好像天上在打雷似的。即使是罗斯梅尔也不知他的钱怎么会这么快、为什么而溜走的，我们都知道，谁在她发烧时去看她，她便会想办法买点零食或给点小钱。我们谈着铜，这在中国意味着现钱。我们像孩子一样地玩那些铜币、银币和便士，“美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只用于财政金融的抽象概念。

在我们与波兰人一起生活的时间里只有一次我和斯坦利一起到过国外，那次是准备去看一张西方图画的，上面有一些奇特的野马。斯坦利回忆起他在骑兵团的日子，激动不已，决定那天晚上不去工作了。整顿饭的时间他都在讲那些故事，一个比一个更温柔，更令人同情，也更浪漫。后来他想起了我们十几岁时相互交换的那些长篇书信。

一切都从我看到他坐在枢车上沿着那条洒满悲伤的街道走来的那天起开始了（斯坦利的叔叔死后他的婶婶又嫁给了一个殡仪员，也是一个波兰人。斯坦利总得在送葬的途中陪着他）。

那时我正在街上同一只猎咪玩耍，突然看到送葬的队伍过来了。一我肯定是斯坦利朝我挥了挥手，可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那不是一支送葬的队伍，我就会跑过去问候他。可我站在那里像生了根一样，眼看着那些送葬的人们消失在拐角处了。

那是我六年来第一次见到斯坦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我便坐下来按照老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

斯坦利这会儿拿出了那封信，接着又拿出了所有其它的信。我很惭愧地告诉他我早已丢失了他的信，但我仍能记得信上的那种味儿。那些信都是用铅笔写在长长的黄纸上，字写得龙飞凤舞，那是一种独裁者的字体。我回忆起他惯用的称呼“我迷人的朋友”——这竟然出自一个穿牛仔短裤的小男孩之笔！这些信，要说其风格，就像拉斐尔给一个不知名的阿谀者所写的一样。尽管里面有很多文学借用，但总是令我激动不已。

我自己写的信是什么样的我从未想过，那都是早已忘却了的旧事了。现在我把它们拿在手中一边读一边颤抖，这就是十几岁时的我吗！真遗憾竟没有人给我们拍成电影，我们都是些滑稽的角色，诸如胆大的猴子、好斗的矮脚鸡和得意洋洋的公鸡一类。那时候我们尽谈论些像死亡、永恒、再生、放荡、自杀这样一些沉重的话题，假装我们所读过的书并没什么，有一天我们也会写写自己的事情，好像已完全体验过生活一样。

但就在这种年轻时代自命不凡的生活中，我惊讶地发现了后来日益成熟的想象力的萌芽，甚至在这些如气吹一般的信件中也会发现一些支离破碎的段落，暗示了当时隐藏的战火和矛盾，更让我感动的是我能够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而斯坦利，回想起来，却从未失去自我，他有一种固定的风格，就像套在紧身衣里一样。那时候我觉得他成熟而老练，认定他将成为一个天才作家，而我只能是一个庸庸碌碌的记录员。作为波兰人，他继承了大量的遗产，我则只是一个美国人，身世又是含糊不清的。斯坦利写起文章来如同头一天才从船上下来一样，而我呢？却像刚学会使用这种语言，因为我真正的语言是那种大街语言，事实上根本称不上什么语言。我总是想象在斯坦利身后跟着一大群勇士、外交家、诗人和音乐家。我却没有祖先。

我得找一个。

尽管感到好奇，但是任何对血统的感觉，对与过去有联系的感觉都是由下面这三种现象唤起的。第一，是那些狭窄、古老的街道，布满了许多小房子；第二，某些不其实的人，通常是一些梦想家或一些狂热者；第三，是西藏的照片，特别是其本土的照片，这时我会立刻失去方向然后又神奇地回到了家，重新变成原来的我。

只有在这种少有的时刻我才知道或假装明白我自己。如此说来，我的这种联系只是同一个男人而不是男人们，只有当我被冷落在一边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心跳，我真实的存在。我的独立存在就像一株扎了根的植物，有开花就意味着有栽培——简而言之就是周期发展的世界。在我看来，那些伟大的人物们就是树干而不是树枝和树叶，而且他们也很容易失去自己的同一性：他们都是同一人类的各种变体，不论他被称为亚当·坎顿斯还是什么别的。我的血统是从他那里延续来的，而不是从我的祖先那里，我是那么敏感地、很快地意识到了这一点。